一
1948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攻城战役一触即发。就在这炮声隆隆、人心惶惶的时节，城内一家普通人家的客厅里，几个男人却在谈论与眼前的战争、时局完全无关的一件事，即如何编写一部真正适合于大众的字典。借
魏建功，1901年生人，师从中国语言学大师、北大教授钱玄同先生，对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古典文献学都造诣深厚，对于传统文化的改造也是极具先锋意识。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国语运动”极为认同。所谓“国语运动”不外乎两个方向，即“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言文一致”指书面语不用古代文言，改用现代白话；“国语统一”是现代白话要以北京话为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从不满三十岁开始，魏建功就积极推广这项运动，并展示出惊人的专业才华和组织才能。27岁时，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七名常委之一。1945年，他又被委派到刚刚脱离日本人统治的台湾岛，在那里大力推行国语运动达三年之久，使得台湾成为全国最早推行“普通话”的地区。1948年10月，他回到了两党两军即将决战的祖国大地，静静地等待着一个新社会的来临。当然，他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
在魏建功眼中，始于20世纪初的“国语运动”成果是可喜的。至少，人们用白话文来书写、交流已经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习惯。言文一致，已经成为读书人的主流意识。但面对着日益普及的白话环境，却一直没能出现一部广泛适用的语文工具书。常见的字典在收词上往往存在着重文轻语、脱离白话环境的语言实际，释义辗转传抄，缺乏语文科学分析等弊病。以出版于1948年的《国音字典》为例，其中对于“刀”的注释：1、供切割斩削之利器。2、古钱币名，作刀形故称。3、小船。如“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见《诗经》。这个注释有两点弊端：首先，释义仍用文言表达，而非社会上逐渐流行的白话；其次，对于“刀”的后两种释义，完全是属于古汉语语境，在实际的大众语言中几乎无人使用。
对于一般中等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更多刚刚脱离文盲状态的民众来说，迫切需要一部新颖、鲜活、简单实用的辞书来作为他们日常学习的“无声老师”。在魏建功等人看来，这部书的出现，将直接影响一个民族对母语文字的认知，也将进一步影响一个国家整体国民素质的状态。以此说来，当年魏家客厅的那个小型聚会，其意义与城墙外的炮声是同等重要的。当事人之一的金克木先生在多年之后，深情地回忆到，“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击节拍。我们当时想不到所拟字典的前途，但有一个信念：中国的未来系于儿童和文盲，危险在于无知。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
就在魏建功等人仔细讨论这部未来字典的体例和结构时，还有一个人也在筹划这件事情。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叶圣陶关注语文工具书，首先是从一个老资格出版人的角度。早在1947年8月主持上海开明书局的时候，他就对其书店出版的《夏氏字典》（夏?尊、周振甫编）表示疑惑，“无多出色，且不便于初学。虽将出版应市，恐未能畅销。”他曾建议另作小字典，并动手作字典样张数个，商定体例，后来因故放弃。以一个出版人的敏锐眼光，叶圣陶察觉到字典因为“不便于初学”而无法赢得市场。而在数年之后的日记里，他对这个问题阐述得更为清晰。1952年7月，新字典依然未面世，但社会需求却已经空前旺盛，“迩来学文化之风甚盛，农民经土改之后，要求识字，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推行，工厂与部队纷纷传习。识字之后，自需看书，看书乃要求字典。”当人们从市面上挑出两种字典让叶圣陶审读鉴定的时候，他发现毛病依旧，“然余观此二册，毛病颇多，或不能予读者明显之概念，或语焉不详，虽不云错，亦未全对，或用语艰深，不易使读者领会。总之，初学者得之，固以为得所依傍，实则未能解决问题，或仅在解决与不解决之间。市上小字典当在百种以上，大家抄来抄去，猜想皆此类耳。出版家喜出小字典，视为商品，未能多为读者着想。”显然，作为一个极富社会责任感的出版家，叶圣陶和魏建功等语言文字学者关注到了同样的问题，即面对母语文字的急速普及，缺乏实用的语文工具书已经成为一道必须突破的“瓶颈”。
二
中国大地上炮声甫息，硝烟渐逝。魏建功成为了建国后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一任系主任，而叶圣陶也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开始与魏建功在同一个城市生活。此时的新政权，百废待兴，各种岗位上对于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劳动者极度需求。由此，正如上文叶圣陶在日记中所说，神州各地释放出了巨大的学习热情，人们纷纷要脱盲、要识字、要学习文化。旧式的字典自然“不便初学”，而且对于新建的社会主义政权，旧式字典中所附带的陈旧价值观念也不容再流行。这样，编写一部全新的普及型字典，成为了一件势在必行的大事。
编写出版字典的策划人和组织者，当然非叶圣陶莫属了。他有着出版家和政府官员的双重身份。而字典的主编重担，则众望所归地落到了魏建功身上。这一段故事，也是很有传奇味道的。当叶圣陶在1950年3月征询魏建功是否愿意编字典时，这位大学者喜不自禁，一口答应。只是他担忧自己所担任的北大系主任一职，必然要牵制精力，不知如何摆脱。叶圣陶也很干脆，很快修书一封，恳请当时的北大主事者撤销魏建功系主任一职，只保留其教职。于是，魏建功得以“无官之身”投到叶圣陶帐下。不过，刚卸去堂堂北大系主任的他，又被任命为一个小机构的领导，即新华辞书社社长。这个历史上鲜为人知的机构，附属于当时的出版总署编审局，规模很小。在其存在的两年多时间内（1950-1952年，后成为人民教育出版社辞书编辑室），它大多数时间只进行一项业务，即编写以它命名的《新华字典》。当魏建功飘然一身上任的时候，辞书社人马匮乏，只有他口袋里揣着的八页淡黄色竹纸。那纸上，楷书工整，誊写着他这两年来与金克木等友人一起商讨拟定的《编辑字典计画》。《计画》概括了这部新型工具书应当具有的十大特色：就实际语言现象编定；以音统形；以义排词；以语分字；以用决义；广收活语言；由音求字；由义选词；适合大众；精选附录。事实证明，这几张竹纸上的设想，几乎都在具体操作中一一实现。《新华字典》编纂体例的蓝本，早在新中国诞生之前，就已经在学者们的脑海中酝酿成熟了。
参与新华辞书社首版《新华字典》编写工作的，最多时也不过十来人。但对于这样一部意义重大的字典，每一位参与者都极其投入。以资格最老的魏建功为例，年过半百的他一边坚持在北大授课，一边抽出时间赶到社里主持字典编纂。由于时间紧，他还常常将稿子带回家里审改。至于报酬，一分钱也不要，完全是义务性的。编纂过程是集体负责制，每一个字都单独写在一张小卡片上，编写人在卡片上撰写条目，盖上图章以示责任。然后大家相互传阅，把意见也写在卡片上，盖上图章。这样，卡片在传阅讨论后，汇总抄出的就是这个字在字典中的条目。按理说，有这样一个专业的团队，凭借这样的敬业精神，编出一部高质量的字典指日可待，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
“新华辞书社”的工作于1950年8月正式展开，原计划一年内将《新华字典》完稿出版，未能如愿。后推迟，要求1952年6月修订完工，年底出版，依然落空，再度延期。直到1953年12月，第一版《新华字典》才终于杀青付梓。1951年夏天，字典初稿本已按时完成，当送达终审者叶圣陶手中时，这位专家型的领导肯定“辞书社所编字典尚非敷衍之作，一义一例，均用心思”，但还是感觉其普及性明显不够，“唯不免偏于专家观点，以供一般人应用，或嫌其繁琐而不明快”，此外初稿还有思想性不够、科学性欠缺等问题，决定延期出版，进行修改。谁知道，这一改就又是两年多。征求专家、读者意见，修订；再征求意见，再修订。连叶圣陶自己也挥笔上阵，以他出版家、文学家、教科书编写专家的手眼，对字典的初稿和修订稿逐字逐句仔细推敲，“有的地方像改作文一样进行修改”。
其实，我们也不必对魏建功为首的新华辞书社众多学者们感到遗憾，他们对于《新华字典》的最终出版是居功至伟的。只是所有人对于这部新式字典的编撰难度和时间，最初都估计不足，以致一延再延。编写这样一部大众性的普及辞书，对于学者来说并非易事，因为除了讲究科学、准确外，还须讲究系统、平衡和简明。要知道，辞书编撰本身就是一门专门的学问，需要一个摸索的过程。就连后来亲身参与修订的叶圣陶也深深体会个中滋味，“编撰之事确亦至难，每改一次，以为无病，而他日重看，又见疵?，欲求精审，谈何容易。”到《新华字典》编纂后期，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看到字典的样本，依然认为问题不少。叶圣陶把这意见转告给了主编魏建功。我想这两位新式字典的强力倡导者，此时可能唯有相对苦笑。这几年，他俩除了繁重的业务和行政工作外，为这部字典都花费了巨大精力，但结果却依然未尽人意。还是魏建功先生通达一些，他说：《新华字典》是一部完全创新的字典，经过几年的努力总算脱出了旧字典的窠臼，“不如其他字典之抄来抄去”“好歹算是一个好东西。”要想做到精纯正确，只有等将来有机会再进一步修订了。叶圣陶也只好默认了这个结果。他们都累了。
三
1953年12月，首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北京第一次印刷。书名由魏建功题签。版权页上说首次印了十万册，但叶圣陶日记上写的是500万册，半年之内售罄。1957年，《新华字典》开始转到商务印书馆出版。五十多年来，它12次修订，近200次重印，发行量累计已高达4亿，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图书出版、发行史上的众多之最。
今天看来，《新华字典》经过数十年的打磨，近百位学者的心血浇灌，已经堪称一部辞书精品。但这一切，都肇基于当初编者自己并不太满意的第一版。其实从那时候起，《新华字典》就划清了它与以往任何汉语文辞书的界限，成为第一部完全以白话释义、白话举例的字典。以上文所举的“刀”字为例，首版《新华字典》的注解是：1、用来切、割、斩、削的工具：一把菜刀、刀刃、单刀、镟刀；2、纸张的单位(数目不定)。明白如话，实用简练，与五年前（1948年）出版的所谓《国音字典》，在文风、内容上已有天壤之别。
应该说，首版《新华字典》是汉语言历史长河中一个醒目坐标。在“国语运动”推行40多年之后，以北京音为民族共同语，以白话文为书面表达文字，这些已经深入人心的成就第一次以字典的形式确认下来，并以更强大的影响力广为传播。而它似乎也无愧于它的名字――“新华”，通篇散发着新时代的气息。由于编撰者特别注重了“广收活语言”“适合大众”，这部字典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民间汉语言鲜活的状态，能够让广大民众携至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实用亲切。而在国民基础教育未能普及、文盲半文盲数量巨大的过去数十年里，一部《新华字典》无异于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它为这个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华字典》还在不断修订、重印和发行，它将永远伴随着我们这个国度的每个读书人，因为它是随着时代常新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魏建功、叶圣陶等一批伟大的奠基者，他们挟带“五四精神”的遗风，怀着语文革新的崇高理想和为新中国文教事业服务的满腔热情，为世代国人们留下了这部小书，更留下一段动人而悠长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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