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2日，海宁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这一年，王国维整50岁。遗书一封，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关于王国维的死因，有几种说法，或云殉清，或云殉于一种文化，或云痛于晚年和生平挚友失和，不论是哪一种原因，总之，是“义无再辱”。50岁也许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人都到了50这
中年以后，特别是50以后，义无再辱，这是一个有尊严的文人最深切也最痛切的感受。被人强迫是辱，比如王国维就恐惧被革命党军强迫剪掉辫子；没有钱过日子寄人篱下也是辱，比如周作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先靠稿费生活后来靠儿媳的工资生活，他就慨叹“寿则多辱”。能被人强迫是无权，无法过日子是没钱。所以，很多中年人为了义无再辱，往往就在权和钱上狠下功夫。
然而，有了权和钱就一定不受辱吗？不见得。试看古往今来，多少也还算得上是人物的人物，为了争权夺利（钱），弄得灰头土脸，丢人现眼，颜面扫尽，甚至自身不保，何苦来着？为了一个自己也清楚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虚衔，没有得上的痛哭流涕，为人不齿；得上的遭人白眼，认为不配，他人愤愤然，自己恨恨然，可笑矣夫。所以，要不受辱，其实对权和衔大可不必特别放在心上，得之淡然，不得坦然，虚怀若谷，大肚能容，方有不受辱的可能。至于钱，固然钱非万能，没有钱万万不能，但也不必把对钱的追求提高到比尊严更高的地步，万不可得了钱失了节，晚节不保，遗臭百年。古来多少能人，捞得富可敌国，结果自己还没有下世就被抄家，弄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那么多身外之物累人之物干什么？糊涂。
周作人在《中年》一文中说：“得体地活着这件事比得体地死要难得多，假如我们过了40岁还能平凡地生活，虽不见得怎么得体，也不至于怎么出丑，这实在要算是侥天之幸，不能不知所感谢了。”要“得体地活着”，千万别“出丑”，这是周作人的经验之谈，体会也深，发论也深。
作为一个文人，得体地活着，不出丑，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人到中年以后，有一个立身的支撑。陈忠实对此深有体会，他说：“我在进入44岁这一年时很清晰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我突然强烈地意识到50岁这年龄大关的恐惧。如果我只能写写发发如那时的那些中短篇，到死时肯定连一本可以当枕头的书也没有，50岁以后的日子不敢想象将怎么过。”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一本可以拿到人面前的书（《白鹿原》问世后，评论家白烨说“这是一本可以放在书架上的书”），往后的日子就不敢想象怎么过下去。显然，没有一个立身的支撑，人前可能就直不起腰，说不起话，遭人白眼冷眼而自己则会成为一个风泪眼。
有一天，与一位朋友通电话，朋友说他现在常常半夜惊醒。问为什么，他说因为心中有事。问是什么事，答曰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就是觉得人到中年，感到一事无成，而来日无多，心中充满了恐惧。这种恐惧，是对生命飞速流逝的恐惧，对两鬓染雪、老之将至的恐惧，更是对建功立业遥遥无期的恐惧……这些恐惧，其实也可以看做是焦虑。是恐惧，也是焦虑。是焦虑，也是恐惧。然用恐惧形容之可能更为准确。
不惑之年到知天命这十年间，即从初入40到40有半再到年届50,这一段中年的心路可能要经历许多变化。最初的感受是散淡，接着是惶惑，然后就会是恐惧。最大的恐惧是受辱。50岁的脸虽然已是一张老脸，但老脸往往比嫩脸皮更薄，一张嫩脸风吹日晒甚至飘上一点唾沫星子可能会更健壮，而一张老脸却是再也经受不起风雨吹打了。
怎样不再受辱，这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难题。我想，要不受辱，关键一点，一是要看轻权与钱，一是要看重立身之本。一个是看轻，一个是看重，轻重掂量好了，才好存身。存身世上，难矣哉。而立身之本，可以是一个“枕头”之类，也可以是一种德行。“枕头”不是人人都能做得的，而德行则是人人可以做到的。德行其实更多的是自己内心的一种操守，坚定的操守。人不爱权（衔），奈何以权（衔）惧之；人不爱钱，奈何以钱诱之。人吃人荤，我行我素。吾不自辱，人岂可辱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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