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中国现代史著作时，杨奎松教授提倡一种“开卷有疑”的读书方法与精神；他认为，若简单地教人“开卷有益”，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则很容易加深其主观武断的
倾向。
作为一个业余的史学爱好者，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如果要读当下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东西，札记体往往要比高头讲章、“体系建构”一类文字好得多。道理很简单，“体系建构”一类，往往流于人云亦云的重复引述，作者容易藏拙偷懒，读者读来就像啖食没有内容的包子，你咬半天就是看不到真正的肉馅。而札记体，则往往以思想的“干货”坦诚相见，在不讲究埋伏、包装的文字中，闪烁着纷纭迭出的真知灼见。盛夏里读到现代史专家杨奎松先生的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结集《开卷有疑》，再一次验证了自己的看法。
孙中山爱国，但为什么会主动与日本人签订受人诟病的“卖国”条约？张学良对西安事变到底忏悔了没有？平型关战斗是中国军队打的第一个胜仗，但关于它的发生原因、歼敌数量、国民党军队作用等关键问题，为什么如此莫衷一是？怎么理解1946―1948年中共土地政策的变化？……16篇以近现代政治、军事、外交乃至思想为主题的读书札记，贯穿着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如作者的书名所示：开卷有疑。与我们平日常说的“开卷有益”所见有异。作者认为，中国人研究近现代史，时空距离拉不开，要想真正做到客观公正，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凡此种种，都使得今天我们中国人自己写自己的历史著作、历史读物，尤其是写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和读物，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问题，需要读者多抱一种怀疑的态度，多问一些为什么，而不宜抱着‘开卷有益’的态度，取‘拿来主义’，以至于更加深了我们主观武断的倾向。”
除了《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地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一文，全书收录的皆为书评。批评的学术著作，达十余种之多。其中既有中国学者的著作，如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也有域外学者如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既有如为史学界非议颇多的叶永烈的“纪实”著作，也有史学名家如杨天石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还有集体编撰的著作，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周恩来传（1898―1949）》、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的《抗美援朝战争史》。
对于名家、朋友与同仁，作者不留情面地予以“尖刻”的批评。如对杨天石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作者在肯定其在史料发掘和研究上的成功之处，特别指出该书的缺陷如对国共两党关系研究不够，甚至指明其数千条注释，没有一条注明是转引自前人著作；对陈永发的《中国革命七十年》，作者直言其不够深入、规范不严。而对于域外学者，如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作者高度评价其为实证研究的范例，但也指出其局限。知名史家黄仁宇主张大历史观，主张历史学家应当避免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情感好恶来做道德的武断评判。但杨奎松却敏锐地发现，在黄的《黄河青山》一书中，林彪在四平战役中指挥投入密集兵力，作战死伤多，黄说是“残忍”的“人海战术”；蒋介石固守上海，兵力密集，作战损伤惨重，黄却推许为深谋远虑的“精心策划”和“展示意志”。一方面提倡大历史观，相信人类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之类的主观意志会因时空的影响而有别，但另一方面在叙述自己的内战经历时，却不断使用“残忍”之类的字眼来表达对自己当年对手的道德评价，这是黄仁宇一个明显的矛盾。对于黄的矛盾，作者没有一味地轻视，而是持一种“了解之同情”，并借此主张：历史学者应多问些“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而不是充满激愤地质问：“为何不依照我认为合理的方式出现？”“在分析和研究这些十分复杂的历史问题时，学会在道德批判问题上尽可能保持沉默。”
对于学术界一向非议较多的集体成果，作者以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的《抗美援朝战争史》为例，有一番建设性的平议：“就本书而言，作者的编写方式明显与以往的集体著作不同，它不仅大量使用了引文和注释，注意到遵循通行的学术规范，而且研究范围涉及美、苏、朝、韩各国，利用各国研究史料和学术成果甚多，这与过去单方面编写自己军队战史，用于部队教育和政治宣传时的做法大不相同。而作者在后记中的说明也反映出，他们也力图通过此书与国内外学术界相互交流沟通。”对于这种集体著作学术性的努力，杨奎松对其尝试表示肯定，同时也指出其学术上的欠缺与遗憾，“最值得讨论的一点就是它对引文及其注释的处理太过随意”。从作者在几篇书评中屡次提及引文、注释这一看似细枝末节却至关重要的细节，可以看出作者对学术规范的重视。毫无疑问，学术规范与“开卷有疑”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开卷有疑”是一种读书的方法与精神，但它建立在作者沉潜问学与坚实功底的基础之上，而并不意味着随意发明，“把历史看成是胡适笔下那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认定每个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都只是服从于其某种个人好恶的工具。“不管实际上研究历史之人能够做到几成，至少，学问本身对研究者态度客观与否这一点，是有相当严格的要求的”（《前言》）。这种严格的要求，就是作者屡次提及的史学方法上的无征不信，拿史料说话。而在这一方法背后，充分体现出作者所引述的“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梁启超）和“纯然地去采寻事之然和所以然”（陈乐民）这一独立治学之真谛。
读一本不拘成见、胜义纷呈的著作，在溽暑之中有着一种无上的快意。杨奎松以一种史家的修养与精神，践行了“开卷有疑”的这一治学态度。一本现代史读书札记，让读者在比较和疑问中感受读书的乐趣与意义，也让我们体味到一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追求与努力。
《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杨奎松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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