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曾颁布《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其利弊得失颇有议论，此处不赘。就学术规范的整体建设而言，学者自律与学术共同体的自觉意识固然重要，但相关行政机构的“恰当参与”，也非可有可无。作为国家教育行政权力代表的教育部，若能参与学术规范建设，而又不以行政权力干涉学术，应该说，是好事。因为
有统一规范的学术注释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是让在学术场域的活动者都有“游戏规则”可以遵循。我想这是学术空间的根本基石，或者用比较理论点的词形容，叫做“学术伦理”（Wissenschaftsethik）。进行“学术注释”，正如人之生存于社会中必须“穿衣戴帽”一样，乃是必须的学术要件。但如何“穿衣戴帽”，在现代社会与原始社会仍不一样，你不能说现在还是草为衣，蓑为笠，这让人有些接受不了。这一点，在英语世界里很清楚。就是两套注释体系，或者文中注，或者脚注，并行不悖；一本小册子，大家一体遵行就是。目前汉语世界的学术注释当然是比原先规范多了，但令出多门，出版社与杂志社不一样，不同的学科门类也不一样，同一学科之内不同的刊物，也都各自制定一套注释规则。要想在我这里发表，先按我的规范做起来。甚至各个行政主管部门，也各有自己的一套，真是毫无意义。最近为参加的一个大项目第三次重新整理注释，据说是出版社坚决要求再改，因为他们准备申报行政部门的什么大奖。你若想申请评奖，就必须按我的规定来，否则，门也没有。为此心情颇不悦，手头有一大堆事，却偏偏为了这毫无创造性的劳作而花大量时间去剪剪贴贴，真是毫无意义，本想撤回书稿，但想想，参加的是集体项目，若要撤稿，岂非不顾“别人利益”？只能咬牙做下去。
具体就外国文学学科而言，几家主要的学术刊物，都各有自己推行的体例。其实，仔细看去，也没什么不一样，无非就是页码注前注后，书名是否斜体，外文如何处理等等。可就是每家都不一样，到最后你必须按发表的那家再重新处理一遍自己的注释。注释少的，还没什么。注释多的，可就成了不轻松的“活计”，而这种时间精力，真的值得吗？真不知道，学者为了发表，得花多少时间在这本不需要的“机械用工”之上？更重要的是，一般而言，这种学术训练是从学生时代就应开始的，这让老师教学生恐怕也无以适从，究竟该按谁的教？
所以，无论是从学术场域的基本建设角度，还是从学术传承的传统奠定角度，“学术注释”的统一规范并严格执行，实属当务之急，不可不做。当然，中国的政出各门的现象，并非新鲜，也有其不得不然的国情。但教育部既已做了，是否就坚持牵头把它做好做完，做成一件圆满功德？让其他学术系统，更关键的是新闻出版管理机构，都建立起一套全国统一（甚至是汉语学术世界共遵）的注释规范，然后颁布出来，大家“共同遵守”就是。再也不用，“车不同轨，书不同文”，每投一次稿，就要花上大量的宝贵时间去做一次无用功的“按要求注释”。
我们注意到，有些学者致力于当代中国学术规范的建设，应该说，这是大好事。这样的宏观性工作，终究需要有人来做。切望能在人力、财力、物力都有限的条件下，着眼于中国现代学术场域建设的大局，抓住一些具有关键意义的“小问题”，由小及大，“大处着眼，小处入手”，逐步推进中国现代学术的规范性建设，譬如这里提到的“学术注释”的问题，看上去也许很小，但它却牵涉和关系到每个研究者的行为方式与规范与否。当然，说来容易，做起来，很可能极不简单。对于正在和将来要进入此场域的来者，今人如何建立起基本的规则，乃至营建较为宽松但又有规矩可循的环境，从学术命脉的延绵相承来看，其实意义相当重大。此且按下不论。
还是回到作为小问题的注释，关于学术注释的具体方式，大致说来有文中注、脚注、尾注的形式。所谓文中注，即在篇末列出所有参考书目，引文只须著名作者、年代、页数即可，至于有阐释性的注释，仍做脚注；脚注则一律放在同页之中；尾注则集中放在论文的正文之后。就节省空间而言，文中注相对有利；就阅读本身的视觉快感而言，尾注显得“目无遮蔽”；但就学术论文的阅读和使用本身的效率而言，还是脚注更加“脚踏实地”，而且读者在阅读正文的同时就可相互参照，个中人都知道，正文与注释同页，一旦稍有问题即无可遁形，其实会大有利于促进学术研究本身的严谨性与自律性，也有利于客观公正的学术批评的进一步展开。而且我主张，每一个脚注都应信息齐全，即包括所引书籍的所有必要信息，包括作者、书名、出版社、年份、页数等等，且外国作者、书籍应注出外文名；同时也应当尽量提供相关的参考性意见、说明、基本材料等。也就是说，对于学术论文而言，其注释本身应是学术性的，应该具有不弱于原文的稽考价值。这一点我们看看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知道注释的重要意义。真的很是盼望，哪一天也能颁布一部中国（甚至汉语）学界（包括期刊、出版界）能共同遵循的“学术注释”规范，使在路上共同行走的人们有可以遵照的“游戏规则”，则不啻为学术史上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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