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
1934年底,施蛰存编辑出版第六卷第一期《现代》后,因复杂的人事原因离开现代书局,以“做书的人”为己任的施蛰存便闲了下来。不久,他接受了康
之前,施蛰存编辑《璎珞》、《无轨列车》、《新文艺》和《现代》等文学杂志,一直担任编辑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编辑刊物的经验,办《文饭小品》时,他却成为发行人,康嗣群为主编。康嗣群是四川财阀康心如的儿子,北大毕业后,在上海美丰银行任经理。他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第三卷第二期和第四卷第一期、第三期发表过文章,由此看来,他和施蛰存是有文学上的交往的。施蛰存回忆:“我自不编《现代》杂志后,康嗣群即劝我自己办一个小刊物。他愿出钱助我,因而办了一个《文饭小品》,但他不愿意作为发行人,于是来了一个‘反串’,我做发行人,他做主编。”事实上,“他(指康嗣群)出资金,我(指施蛰存)负责编辑,交给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发行”。由此也可窥见施蛰存在当时文坛的处境――脱离现代书局,似乎无事可做;且因施鲁之争,以及与现代书局内部的复杂人事纠纷而郁郁寡欢。
《文饭小品》是由个人力量创办的刊物,除了将发行任务交由上海杂志公司外,其他一切工作由施蛰存和康嗣群,更确切地说,是由施蛰存一个人承担,而没有实质性地挂靠大型书局。缺乏由书局提供的雄厚资金作后盾,这对于刊物的生存和发展极为不利。施蛰存等人创办《无轨列车》,依托刘呐鸥全力出资开设的第一线书店;办《新文艺》,依托刘呐鸥出资开设的水沫书店;主编《现代》,依托由张静庐、洪雪帆主持的现代书局。1934年被誉为上海的“杂志年”,而这些新生的杂志,背后一般都有书店支撑。如当时的《文学》和《太白》挂靠在生活书店,《论语》挂靠在时代图书公司,《人间世》挂靠在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文饭小品》临时决定交由上海杂志公司代理发行,并没有得到其资助。施蛰存晚年回忆,他将《文饭小品》的发行“交给上海杂志公司,钱都给上海杂志公司拿去了,所以就难以为继”,可见《文饭小品》面临的经济压力及其艰难处境。
《文饭小品》延续了施蛰存办《现代》等刊物的编辑思路,是他低迷处境下的一个文艺结晶。施蛰存在主持《现代》时,力求维持刊物的“非同人性质”,但在1933年,他还是与鲁迅狭路相逢,正面交锋,在1933年10月-11月的《申报・自由谈》以及《大晚报》、《海燕》、《涛声》等刊物上,就“《庄子》与《文选》”展开较为激烈的论战。一时间,茅盾、高植、曹聚仁、致立、陈子展、周木斋、陶徒然、梁园东等人撰文抨击施蛰存,对其形成“围剿”之势,使得施蛰存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决计休战的《致黎烈文先生书――兼示丰之余先生》一文后,又于1933年11月29日-11月1日在《申报・自由谈》上连续四天发表回应文章《突围》。这场论战使得施蛰存处境尴尬,各派文人纷纷远离施蛰存及其主编的《现代》杂志。这一时期的施蛰存苦闷无助,他感到了深深的寂寞和孤独――似乎将要被排挤出文坛圈子的忧虑。1934年7月,他在给当时身在法国的好友戴望舒的信中写到:“这半年来风波太大,我有点维持不下去了,这个文坛上,我们不知还有多少年可以立得住也。”由此可见,与鲁迅的论战对施蛰存打击巨大,一种不稳定感与无立足之地的惶恐时时困扰着他,他急于需要一个发声的平台和阵地,《文饭小品》的出现,正好支持了施蛰存继续前行,于是他整装待发,重新振作,期望以《文饭小品》为契机,改变在文坛的尴尬处境。
施蛰存对所办杂志的封面要求非常严格,力求杂志(书籍)封面与内容相互应和,相得益彰。《文饭小品》的六期封面主要由字和画两大块构成,其中“文饭小品”题字位于封面的上端,从右至左按顺序横向排列,约占整个封面的四分之一;题名下方为由简单的线条构成的素描或石画。这六期封面在变化中求稳定,在稳定中有变化。封面刊名“文饭小品”的题字,前后六期保持了一致,均由陆维钊所题。对此施蛰存在每期目录旁均有交代:“志名制字:陆维钊”。而每期的封面绘画却决不雷同,各具特色。刊名题字前后保持一致,体现了杂志封面的稳定性原则,稳定性是为了凝聚成杂志的长期风格,使之具有品牌效应,成为杂志的标识。六期封面绘画决不雷同,各具特色。施蛰存说:“我做编辑一贯注重刊物上的图版,图文并茂从内容到形式,都会受到读者的欢迎。”第一期封面绘由有“江南老画师”之称的吴观岱所作的“梅花图”;第二期封面绘选用“汉石画燕舞”;第三期封面绘由苏曼殊大师所绘“古城楼图”;第四期封面绘由美国著名的左翼漫画家William Gropper所绘“牛仔策马扬鞭图”;第五期封面绘由法国著名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Jean Cocteau所绘“读书者”;第六期封面绘由Bertram Hartman所绘“山水图”。这些绘画与陆维钊的题字一起构成一幅幅优美和谐的封面。
《文饭小品》的封面设计与1935年前后上海同类型小品杂志封面设计有明显的区别。如由陶亢德主持的《论语》,在短期内封面变化不大,都是由同一孔子像构成,只是每期的封面颜色有所调整变化。后因卷期变化,也只是换了另一版本的孔子图像,再点缀以《论语》中的经典语句而成,且按照线装书在封面左上角以方框题字为标准刊写“论语”二字,体现出一种浓厚的古典趣味和“尊孔意识”;由林语堂主持的《人间世》,封面比较古朴,多用国画中的松、鹤、古代读书人山中行走图,以及其他中国古典图案为主体,其画面线条流畅优美,是典型中国国画中写意一派风格,体现出林语堂的性灵宗旨。相比之下,《文饭小品》的封面就显出了灵活生动,变化有致,中西结合,古今融汇的特点。
从《文饭小品》的作家构成看,施蛰存十分用心,几乎动用了他办《现代》时的所有文学资源,包括他多年的编辑活动积累起来的丰富出版经验,以及与众多作家建立起来的良好的文学友谊,以此提升《文饭小品》的艺术品位,努力使读者更多一点,使其艺术生命更长久一点。《文饭小品》的多数作者,都曾在《现代》上发过文章,这些名家的文章树立了《文饭小品》的艺术高度。施蛰存杂志虽然继续倡导施蛰存主张的“非同人”性质,但无论是作品内容,还是作家构成,都首推“性灵”一脉,追求闲适小品的恬淡风格,与当时另一小品刊物《太白》倡导科学小品的路数不同,用鲁迅的话说,是“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了”。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李金发、老舍、张天翼、李广田、俞平伯、阿英、林庚、丰子恺、粱宗岱、芦焚、戴望舒、施蛰存、赵家璧、郑伯奇、谢冰莹、陶亢德、孔另境、金克木、徐迟、罗洪、王莹、沈启无、康嗣群等人均在《文饭小品》发文,且文章风格类似晚明袁中郎性灵小品,与现实政治和实际生活关涉不大。《文饭小品》的整体风格与当时上海另两种刊物――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和陶亢德主编的《论语》接近,走“闲适幽默小品”路线,成为继《人间世》、《论语》之后又一重要的小品期刊。沈从文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他说:“《文饭小品》编者能努力,且知所以努力,刊物有希望。惟编者若放弃与《人间世》抢生意,不走小品一路,使刊物保持昔日《现代》杂志性质,也许更容易办好。”
施蛰存善于设计和调整杂志的专栏,这是他多年编辑经验的积累形成的艺术意识。《文饭小品》主要刊发散文,也刊发新诗和小说,注重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承袭了其之前主持的《新文艺》、《现代》栏目设计的路数,每一期《文饭小品》既有文学评论、生活杂感,又有短篇小说、散文小品,同时也刊载了大量的现代诗歌和西方文学译作,真正是一个小小的万花筒,杂而不乱,文体比例均衡,名家分布有致。较有意思的是,在一片温柔敦厚的文字中,施蛰存设计了两个小专栏――“絮语”和“微言”,专发篇幅短小的文章。如果说“絮语”栏刊发清新流丽、意境优美的小品文,那么“微言”栏则多刊发短小精悍、金刚怒目的杂文。因此,“微言”栏的存在,使得《文饭小品》充满了战斗的生机。
《文饭小品》杂志,与当时号称“中国最活跃的文艺杂志的权威”――《文学》杂志以及销路颇广、名家云集的《太白》杂志挑起争端,形成一次小小的笔战高潮。如《文饭小品》第一期“微言”栏中有文章不点名嘲讽《文学》杂志是“一个大百货店式的文学志”;同期发表的《小学》与《疑问号》这两篇文章,对新年号《太白》“掂斤簸两”栏中的文章的“错误”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随即《太白》和《文学》发文反击,笔战就此开始了。
《文饭小品》与《文学》、《太白》展开了长达半年的笔战,如其“微言”栏中的《小学》、《疑问号》、《不隔》、《何谓典范》、《主观与客观》、《再簸一下》、《某刊物》、《杂文的文艺价值》等文章矛头针对《太白》;《再说卖文》、《代人夹缠》、《过问》、《“彼可取代也”》、《傅东华的告白》、《漂亮的诡辩》、《朋友文学说》、《盾还是盾》等文章矛头针对《文学》。其笔战内容驳杂,涉及文学创作、编辑用稿、读者需要等诸多问题。现在看来,其论争多断章取义,往往纠缠于细枝末节,很大一部分属意气之争,火药味甚浓,论战双方利用各自的杂志为发声平台,极尽嘲讽之能事,互揭老底,各不相让。但这些笔战因鲁迅、茅盾、傅东华、施蛰存、魏金枝等人的参与而别开生面,同时,一些有重大意义的文艺问题还是从一片嘈杂声中突显出来。其中比较重要的论战主题有“杂文的文艺价值问题”和“杂志与新进作家问题”等。
这场主题分散混乱、态度有失公允的论战,终因《文饭小品》杂志的停刊而终止。不可忽视施蛰存在此一阶段的办刊思路――领衔参与论战,且似乎有意识地期望论战升级,这与之前施蛰存编辑杂志时强调非同人性质的办刊思路不同。在连续五期《文饭小品》上,施蛰存发表了《创作的典范》、《何谓典范》、《服尔泰》、《代人夹缠》、《过问》、《彼可取代也》、《杂文的文艺价值》、《“不得不读”的〈庄子〉和〈颜氏家训〉》等文,分别针对茅盾和鲁迅等人,矛头对准《文学》杂志和《太白》杂志。是有其考虑的。首先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文学趣味的对抗与竞争。《文学》和《太白》极力抨击以“闲适”和“幽默”为主调的小品文,批评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其与《论语》、《人间世》的互相攻击在当时文坛尽人皆知。《文饭小品》走闲适小品路线,推崇晚明小品,师尊性灵文学,自然取《人间世》、《论语》同一立场。从更深一层看,这样做有生存策略上的考虑――《文饭小品》想借《文学》和《太白》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吸引读者注意,提高《文饭小品》的可读性和现实针对性,以此来增加读者,维持刊物的生存。《文学》是当时最大的文艺杂志,有上万读者。早在施蛰存主持《现代》时,《文学》就后来居上,发展势头迅猛,施蛰存回忆:“第三卷的《现代》已不能保持每期一万册的销路。一则由于本身内容不免低落,二则生活书店的《文学》已异军突起,分减了一部分销路”。《太白》半月刊的销量也很大,每期行销八千本,而《文饭小品》印行五千本,实销仅有四千本,举步维艰。因此,《文饭小品》将销量大于自己数倍的杂志目为敌人,向权威挑战,不排除期望通过论战扩大自己的影响,扩大杂志的知名度和销路的战略考虑。
《文饭小品》因发行和资金问题,终于在1935年7月出完第六期后就停刊了。斯人已逝,其间的文字,生动地记录了当年文坛的风雨阵脚,成为那时代的一面小小镜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