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革时盛行用“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这句话来批评知识分子只顾业务学习，缺乏政治觉悟和革命热忱。如果撇开那个荒谬的年代来看，这句话确实有其一定的道理。与埋头实干相比较，保持清醒的头脑似乎更为重要。为此人们每周都需要有一天时间静下心来，
难道一切可以做的事情都必须要做吗？上帝之所以在第七日休息并非出于疲惫的原因，而是想欣赏一下自己的创造物。同样，其他的众生或非生命之物诸如土地等，也应当有休养生息的权利。由此可知，当时设置安息日也是出于对土地以及其他方面的考虑，而不仅仅是以人的需求为中心。“安息日希望达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埃里希・弗洛姆所说的‘向母体的回归’”。今天，在人们无限制地对环境和自然进行滥用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应当重温一下这一“舍”的美德呢？
二
作者用社会学的方法重新解读《圣经》的“十诫”，提出了一系列供我们今天应当思考的问题。希特勒在他与劳施宁（Hermann Rauschning）的谈话中曾宣告过十诫的终结：“我们面临着一场有关道德概念和人类精神导向的巨大革命。通过这场运动，我们将与中世纪决裂。我们将终结人类的错误道路。西奈的石板已经失去了它的效力。所谓良心乃是犹太人生造出来的。”
――西奈的石板真的失去了它的效力了吗？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人类自身的状况也变得愈发难以琢磨。人类一方面被自己无所不能的感觉捧上了云端：微观宇宙和宏观宇宙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与此同时，人类好像又陷入了某种困境：他们的日常生活问题也正以无可估量的速度增长。这个星球如何才能承担上百亿人口不断扩张的需求？这是我们今天必须予以正视的问题。作者对今天现代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提出了警示，毫不夸张地说，是为21世纪的人类敲响了警钟。
对那些我们向来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格罗尼迈尔都从社会学或全球的视角提出了质疑，从而不得不促使我们对此进行再思考。比如说“贫穷”的概念，这个词在中世纪时还有可能是一种由人类自己决定、为上帝而奉献的生活姿态。在今天看来，有关消除贫困的讨论却显得那么理所当然。它成了一种依据人均收入、卡路里消耗、消费可能性来进行评定的东西。这种说法使人们忘了，还可能存在另外的生活方式，可以以自足和简朴成就高度自治与文明。这样的观念几乎牺牲了一切其他的生活方式――它们虽然简朴，但却能让那些独立且安于现状的人们过上自决的生活。
在此作者引用马吉德・拉纳玛（Majid Rahnema）的观点：“在这样一个经济的社会里，个人和国家全都疯狂投身于贸易竞争，大家全都试图在贪婪和权力上超过对方，对人类内在和外在生命力的剥削和摧毁成为了家常便饭。这样的社会一贯被视为现代化的模式所在――而事实上它却是一种可悲的贫困化模式。……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要能使每个个体从自己的贪欲中解放出来，就能使这个地球上一切人的需求得到满足。”由于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人类的幸福并不与财富的剧增成正比。作者认为：“欲望者居住的世界在自己制造的贪婪中面临被混乱淹没的危险。”而最为理想的对策，作者认为在于“实行自我限制，由人类主动放弃要求”。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给未来的人类开出了“新十诫”的药方，其中最后一条为：“你不应当忽略：学会放弃便是获得自由”。
三
在中国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桎梏而走向市场经济之后，由于市场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很多人便以为市场是万能的，是值得我们信赖的。而格氏却基于西方已经饱尝过的负面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市场是一个吞噬一切的怪兽。开放的市场经济社会需要道德的约束。正是这所谓的市场经济社会破坏了文化的传统和生活方式，毁掉了人类的伦理道德。为了让人们真正看清楚市场经济社会的真面目，作者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非常深刻的话：“现代社会……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现代社会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诚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时至今日，马恩著作的含义依旧深刻，可谓一针见血。
四
作者的疑问――亦即“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十诫’是否已经过时，是否真的还有什么意义？”――这同样也是大部分西方人的疑虑。我想《十诫》一书对于中国读者来讲，除了作为一个现代人的问题之外，是否也应引起我们对以儒家传统为准绳的中国社会进行一些反思呢？
在儒家传统中尽管有过人性的善恶之辨，但基本上还是将人性定位在善良的一面。而君子的理想可以说是孔孟所要求的人类理想的上限。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论语》、《孟子》中有关“君子”的描述，可以发现其中并没有非常明确、具体的规定。所以儒家思想给人的印象更多的是道德的说教，而一旦落到实处便显得苍白无力。这也许就是儒家思想中只有“君子”、“小人”之分，而无“罪人”的缘故吧！对一般百姓的道德底线，在儒家传统中少有明确规定。只是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的民众才有了可以与基督教“十诫”相提并论的“五戒”以及“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等个人生活中必要的准则。
而西方却将人性归于恶的一面，“原罪”说便是最好的证明。基于这一原罪，人必须要与神有约定，以便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的一个观点在中世纪得到了理论化的阐释。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纳（Thomasvon Aquin）认为，有些习俗戒律不言自明，有些则需要智者的阐释。西奈山上的启示就是为了帮助人类克服理性上的弱点。托马斯观念的出发点是人的双重天性――他们一方面享有理性，另一方面却也由于原罪而堕落。千余年来，十诫已远远地超出了法律的力量，成为基督教文化影响民众的诛心之论。而正是由于传统儒家宗教性的缺失，致使中国民众长期没有最起码的宗教规范。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儒家重视修身养性，认为伦理、道德必须由人自行主动培养，而非透过任何天国或本体论的规范而予以预先指定。也就是说，这种伦理是由君子的内省，而非依据上帝的命令来构建的。自然在东亚的历史上，儒家伦理也从未像源于中东或欧洲宗教的伦理学，陷入狂热的传教和对异教徒的迫害，它也因此远离了由于宗教冲突而引发的血腥屠杀等越轨行为。
五
总而言之，无论对西方人还是中国人，传统的伦理道德都绝非只是文献学、历史学意义上的故纸堆，而是关乎今天人类自身发展的重大课题。当务之急需要我们用现代的方法对这些传统思想加以重新整合，并以此解决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伦理危机。
当然，格氏在书中不可能解决人类在21世纪所面临的所有一切，重要的是他及时提出了这些令我们深思的问题，同时也一再提醒我们不要忘却自己的传统。而这些正是我们在追求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今天往往容易忽略的。
在此不得不指出的是，由于作者对东亚的传统所知甚少，因此基本上没有采用东方的例子。事实上在“孝敬父母”、“子女教育”等问题上，儒家的传统同样可以为现代社会提供很多的经验。作者也清楚地认识到了“生活所要求的温暖感觉不是行政手段所能达到的”，那么东亚的传统社会结构是否可以为西方提供一些借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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