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37年10月抗日战争初期进入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南迁大学合并成立的长沙临时大学。但我只在学校呆了约两个月便北上参加抗战工作。临时大学在长沙也仅驻足四个月，便因日本侵华军连陷上海、济南、南京，进逼武汉而被迫迁到昆明，易名为西南联合大学。1940年夏，经组织同意，我和几位同学回西南联大复学，就读
有人问，四年大学生活中，联大使人感触最深，让人深思，使学生最受到教育的有哪些方面？我想，答案会不尽相同，但大家都会公认，联大能办成一流高等学府，是与它的前身三所大学的优良校风与传统分不开的。而联大拥有一批高水平教师队伍，这是它能够出人才、出成果的重要保证。无疑，联大的这些条件，学生都有着亲身的体会。另外，国难当头，艰苦奋斗的历史背景则是外因条件。对此，我是深有感触，深受教育的。
在学校的几年给我在脑海里打下烙印最深的是“穷则思变”四个大字。联大穷到什么程度，今天的大学生是无法想象的。全校所有学生宿舍等都是茅草房，没有一砖一瓦。教师备课几乎全靠记忆，图书馆没有期刊，书也很少。基本不存在实验室。在食堂用饭都是站着。在长沙临大的学生宿舍是借用部队的老营房――49标，一间大屋睡百多人，都是打地铺。在叙永分校则借住于古老庙宇――春秋祠。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却活跃着一流的教师队伍和学生队伍。所谓穷则思变，简言之就是再穷，也要拿出一流成果，出一流人才，学生要学出好名堂，好成绩。日本军国主义千方百计用进攻、轰炸不让学校办下去，我就偏要办而且办好。老师一心一意教好，学生一心一意学好。当然，师生都在密切关注着抗战形势和政局，参加学生运动。
“穷则思变”的一个具体体现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也要干出一番事业的决心与举措。老师们旺盛的事业心使我铭记心头。就拿地质专业的师生来说，他们非常珍惜这一难得的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大家不约而同地就接近的专业开展了系统工作，孙云铸教授等对滇东的寒武系泥盆系，包括古生物、地层做了细致工作。德籍犹太人米士教授以惊人的毅力多次深入滇西山区，作了这一广大地区的构造解释。他对滇东的震旦系也作了系统地层工作。王恒升教授对滇东、川南、黔西的峨嵋山玄武岩做了奠基性工作。冯景兰教授等对有名的东川铜矿、个旧锡矿等矿床进行了多次调查研究，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上述只是地质师生抗战期间在云南取得重要成果的几个实例。
这些成果的取得靠的是旺盛的事业心。在不少地区随身行李也得肩挑背驮。土匪横行也时有所闻。1942年，3名有成就的地质学家在贵州野外工作期间惨遭杀害，使师生们提高了警惕，加强了戒备，但险恶的环境丝毫不能影响我们完成任务的决心。
针对极为简陋的教学设施现状，老师们乐观地想出了各种改进办法。没有实验室便有计划地加强野外工作。实际上对地学工作者来说，大自然就是宏观实验室。不打好野外基础就很难做出室内实验的设计。记得当时地学系承包了一些地区1：50,000的地质填图任务，其中一部分就分给了四年级学生，作毕业论文之需。这样做的结果是既完成了任务，又培养了学生。没有图书，没有教材就加强学术交流，活跃学术空气。回忆当时系里举办的报告会、讨论会相当频繁。举凡省外地质学家专访，系里教师野外归来，都要报告讨论一番。这对于在十分闭塞环境中学习的同学可以起到拓宽知识面、启发思路的作用。
名目繁多的学术报告和讨论会是联大学术民主的一个侧面，另一个可能是更重要的侧面是教师的授课内容，思路完全由授课者决定，不存在来自任何方面的约束和干扰。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的情况下教师全凭记忆备课讲课。这给教师一种可能，既注意到授课内容的全面性、系统性，又可以谈自己的某些独到见解和看法。这不仅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能动性，也有助于学术交流，百家争鸣。
抗战8年，联大也奋斗了8年多。作为一名学生，联大生活有许多值得回顾的方面，其中使我铭记最深的则是上面说到的：穷则思变，艰苦创业和学术民主。我认为这三条即或在今天也有着现实意义。（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