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来打听“抗大剪报”的故事，勾起了一个老剪报的话题，倒回去十几二十年，剪报还是一些人喜爱的私家功课，如今电视、上网阅遍天下，在家以剪报为乐的已经没有几人。岁月流逝，老剪报也成了稀罕物。京城有几座“故纸堆”，公私大扫除的旧书烂纸头经常被捞到这里，老剪报也被有心人淘成了收藏品。
2001
仔细翻读这些剪报，内容丰富自不待说，可以称奇的是1946年4月12日的剪报，几张整幅大报和各种小报集中于一个专题：1946年4月8日王若飞、叶挺、博古和邓发遭遇空难。最醒目的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和邓颖超谨启的“讣告”：“……本党中央委员王若飞同志、秦邦宪同志、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同志、第十八集团军总部中校参谋李绍华同志、副官魏万吉、赵登俊同志、偕同贵州教育界前辈黄齐生先生及其孙黄晓庄先生、叶军长夫人李秀文女士及其女叶扬眉、子叶九、女工高琼，于本月八日乘美机由重庆因公赴延，不幸因气候变化，方向迷失，在当日下午于山西兴县东南之黑茶山遇险机焚，与美军机师四人全体遇难……”
原来，从8日飞机失去音信直到11日晚才得到遇难的确信。12日，《新华日报》立即刊发社论“中国人民无可补偿的损失！”，郭沫若痛作哭诗“为多灾多难的人民而痛哭”，挽歌一曲“英雄们向暴风雨飞去”，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悼念文字，难得的还有《新华日报》刊登的遇难四人雕版头像，大概因为一时找不到照片，于是紧急雕刻了木版图片。问过卖主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说是某个中央部门销毁时被纸浆厂的人拿了出来。时值“4.8遇难烈士55周年”忌日，得到这些剪报，莫非是老天托付？
说起老剪报，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恐怕要算2004年出现的一批民国老剪报。那年1月，当我打开一个旅行包后，也是大吃一惊：因为进入眼中的是20多捆陈旧的印刷品邮包，旧麻绳捆扎、变黑了的牛皮纸包装上还贴着标签，蓝墨油印清晰可认：“印刷投递昆明云南大学朱炳南先生收桂林中央研究院驻桂办事处寄”。解开稍破一捆的麻绳拆开厚厚牛皮装纸，竟然里面都是1940年的民国剪报，60多年过去，这些邮件竟然还没有拆开！
我回家后急忙仔细检点，这些剪报都贴在长470毫米宽130豪米的粗纸上，贴纸上有手写分类号、并盖着出版日期和报纸名称的蓝色印章，用别针或钉针装订整齐，分类依年度捆扎。可见，这批剪报并非私人剪贴，应当是专门机构制作的；收件人朱炳南，可能是当年龙云支持云南大学熊庆来任校长时所聘请的众多文化人之一。
这些老剪报，时间起迄1930至1940年，包括《重庆各报联合版》、《大公报》、《重庆大公报》、《香港大公报》、《申报》、《益世报》、《天津益世报》、《时事新报》、《世界日报》等等；分类有：政治、社会调查、妇女问题、社会新闻、农业农村、工潮、“剿共”、学生运动、西安事变、治安、娼妓、赌毒、赈灾、火灾、绑匪等等，还有长篇连载、系列报道、专栏文章，内容非常丰富……
时到今年10月末，南开大学举办“女性主义历史文化节”，首场讲座是“从女学生到名记者――南开大学首届女毕业生蒋逸霄”――又让笔者记起了这批民国老剪报――就在1930年的《大公报》上，连载了“津市职业的妇女生活”：佣妇、奶娘、缝穷妇、洗衣妇、女教师、女店员、职业介绍女店主、市党部女职员、接生的陈姥姥、妇女救济院的主任、永记的女理发师、装神说鬼的女巫、女子刺绣学社等，一共五十五种职业妇女的调查。其中5月19日的“歌女‘正月里’”记道：
“提起这位职业妇女，真是大大地有名……‘正月里’是她常唱的一段曲调。人家不知道她的姓名，因此就叫她‘正月里’……差不离无人不晓……她唱歌的时候，往往喜欢向着那站在旁边的陌生的男子，挤眉弄眼……最惹人注意的，是她那条垂在肩背的很短的发辫……亦许这样与众不同的打扮着，更可以使人对她注意一点？……‘我今年三十七岁，住在西南城角西头九十号，本来是山东临清县人。那年闹了大水，家里没有饭吃，只能跟我的前夫来到天津，他每天卖买栗子山芋，我每天到外面去唱‘正月里’。这‘正月里’是我在家乡学会的。到天津来的时候，只会唱一支歌，后来人家听熟了，渐渐的没有人来听我的歌唱，于是请他――跟我同来的那男子教我。又学会了‘大姑娘请客’、‘刘二姐逛庙’、‘十二个美女放风筝’等的曲调。……’
‘除了下雪刮风，每天出来唱……拉洋车没有那样大的力气，做买卖又没有本钱。做这种事，每天总能挣上二百三百个铜子，大财发不了，但也不至饿死。’……先唱‘正月里’。她右手执着佛尘，左手拿着一把破芭蕉扇。她一面唱着，一面大步小步的走来走去。扇子遮着半面，拂尘向着上下挥洒。她的男人，站在一旁，用两块很小的黑漆木板，哐哐哐的敲着，发着极简单的节奏，助着她的歌声。她那种载歌载舞的神情，真足逗人笑得腹痛肠断……她的男人打着花棒，跟她对歌对舞。我在这里写上一个‘舞’字，实在有些把舞看得太低了……他们并不是拿真艺来卖钱，只是装出种种怪样，引人一乐而已。”――说是职业妇女，实是街头穷卖唱的。
为我们记录“津市职业的妇女生活”的，就是77年前《大公报》的第一位女记者，著名的女编辑蒋逸霄――而今当她的名字首次被推上大学讲堂，幸而她的文字也随这些剪报集成了一本小书――据摊主说，这些剪报是被北京某大出版社卖废品的，各人便拿了一些。那年，果然在京城的故纸堆里零零散散见有这种剪报，因为特征明显一看便知，可见所说不可不信。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剪报怎么会到了北京？怎么会在仓库里沉睡了70年又被卖了废品？不免可悲，而又可幸，它们终于能在爱好者手上起死回生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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