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进城之后

赵树理

（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出生于农民家庭。其祖父略有文化，由此开蒙识字，然后从私塾而高小，最后

1949年前后，革命队伍开始流行一个词：进城。它跟另一个著名的词“解放”一样，活跃在人们嘴边。普通老百姓习惯于把过去称为“解放前”，把后来称为“解放后”；而革命队伍中间常用的表述，则是“进城前”和“进城后”。

自打小说《小二黑结婚》1943年出版后，“赵树理”三个字便已名满天下。这位生长于太行山、因擅长用贴近农民的语言和形式讲故事而在《讲话》之后被树为“文艺方向”的作家，随胜利了的革命队伍走出大山、告别村野，两只脚踏上大城市的街头。眼下我们于成千上万“进城者”中，要将目光仅仅聚焦于这个农民出身的作家。对于当代文学史来说，“赵树理进城”是不可错过的瞬间与现象。当他出现在北平高大城楼前时，除了满身尘土，还带着怎样的内心世界？他走进城后又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广而言之，作为延安文学的象征人物，他的感受与境遇对我们理解从延安文学向共和国文学的转型有何帮助？

我对此深感兴趣。

细说起来，1949年他先后进了两座“城”。一座，是实际的有形之城――北平。一座，是虽然看不见摸不着而其规制井然照样一丝不苟的无形之城――文坛。在两座城面前，赵树理都是城外人，都需要适应。

以往，他虽被树为文学方向与旗帜，却并未走入“文坛”。“文坛”当时也是有的，在延安，以及不同程度掌握了话语权、占据了一定位置的人中间。赵树理一直呆在太行山，不曾参与到那里面去。从他自己角度说，他明确表示“不想上文坛”，“只想上‘文摊’”，他的写作路数本就不来自文坛，而是禀承于原朴的民间文化传统，这种东西有野性、不登大雅，理当在“野”不在“朝”――自古也确实如此。

现在不行了，赵树理可以不想入文坛，文坛却要来找他。

革命“进城”，不单单意味着地点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也意味着革命的一切方面都发生由“野”至“朝”的转型。此即体制化，国家体制的建立。而在共和国体制中，文艺被完整地纳为一个方面，作为有机组成部分加以管理。

开国大典尚未举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第一次文代会――便于1949年7月2日在北平隆重开幕。假使要替“中国当代文学史”确定一个确切的起点，显然就是第一次文代会开幕的那一天。会上，由茅盾和周扬各做一个报告，分别就国统区和解放区文艺的历史，做出充分反映官方立场的概括与评价。周扬报告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其中，单独谈论和赞扬了赵树理，称他的作品是“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艺术性和思想性取得了较高的结合”。这除了作为一种荣誉，更表明“赵树理”在党领导的文艺整体历史中被赋予这样的含义，被安排了这样一个位置，也就是规定了对“赵树理”的体制化解释。使赵树理的历史“角色”这样定型之外，在会议另一实质内容――组织人事安排方面，也给予了体制上的确定。会前，他被列入99人主席团阵容；会议最后选举，他得到的位置是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也即更名后的中国作协）常委。

内心对当“地摊作家”更自如的赵树理，现在端端正正坐在文坛庄严的主席台上。这就是“进城”带来的变化。

这种变化还包括，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文艺界正式代表凡12人，赵树理是其中之一。彼时尚无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担负的功能，集今日政协与人大于一身，选国家元首，并决定了国旗和国徽，决定了改北平为北京及以北京为国都。

以及接二连三获得其他任命：中国戏曲改进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戏曲改进会委员，《文艺报》、《小说月刊》编委，工人出版社社长，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曲艺处处长……

显然，身入北平、上了文坛、得到一串官职的赵树理，正处在十字路口。及时看清方向，他就可以随历史一道“转型”。然而，他却像是遇到了障碍。入了城，却停在那里不动弹，至少是踟蹰不前。只要稍稍迈开步伐，哪怕很小，这样走下去，历史上十之八九便会出现另一个赵树理，或者“新赵树理”，面目难料的赵树理。可是他走不下去，不知什么力量拖住了他的双腿。别的人，几乎都在往前走，与时俱进，与环境、身份、地位、工作性质、行政待遇、工资级别等等这些东西保持一致与协调，赵树理则越来越不一致，越来越不协调。现实不断给他带来新的变化，他自己却好像根本游离于这些变化之外，继续处在“进城”前的状态中。

原因是他内心也有一座“城”。革命胜利进了城，他也跟着进来了，可内心并没有进来。他的内心之城，很坚固。他走不出来，或者也根本不想走出来。这座城，由多种东西构筑。首先，是传统的无意识承袭。他的生长环境与背景，地理特征较一般农村更闭塞，文化特征较一般农村更单一，心理特征较一般农村更封闭。这使他对这种传统形成过度依赖的关系。其次，与他人生经历，特别是怎样被肯定、获得“成功”有关。《讲话》后他被发掘出来。语言、风格、趣味、精神资源，成为一种“方向”或者样板。受到激发与鼓励的同时，这可能让他背上“包袱”，认为有义务去终生维持那种形象。

但上述两点，尚非根本。他内心之城最重要的基石，我认为在于信仰。普通农民对于自己的生活和生活方式，没有信仰。赵树理特殊之处，在于既是农民，又是念过书的人，孙犁谓之“乡村老夫子”。他与普通农民的不同，是在实际体验这种生活和生活方式外，还获得条件转过来从精神上加以回味，进行道德乃至审美上的审视。这种人，才是农民价值观的觉悟者，对农民价值观的坚持，往往比普通农民更“顽固”。普通农民倘有机会脱离农业成为城市居民，多数欢天喜地，很少会闷闷不乐，因为他们胸中并无抽象的农民价值观，也不存要对此尽义务的想法。赵树理则不然，“农民”概念在他心中情感化了，对农民的情感于他是不可违背的，爱农村爱农民及其一切，已经是信仰。

于是出现了意味深长的现象：延安文学“重要收获”的赵树理，开始“跟不上形势”，与现实形成疏隔。

进城后，领导要求赵树理转变创作题材，从写农村改写工厂。这可以理解。赵树理也不感觉困难，以为只要深入工厂，与工人打成一片，自然可以写出来。一段时间后，他才发现不那么简单，虽然通常人们把“工农大众”相连而称，其实工人与农民社会意识很少相似之处，生活更是迥然有异。在农村，你可以整天跟农民泡在一起，白天聊不够，晚上去人家炕头接着聊。工人却并不给你这种“深入”其生活的机会。工人8小时上下班，晚上工厂就没了人影儿。工人一般也不跟你同吸一袋烟，想上人家里同吃同住更是几乎不可能。这个农民的知心朋友，在工人阶级当中却连个普通朋友也不曾交上。

我们在赵树理写于1966年初的材料《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中，看到了具体的困难处境：

中宣部见我不是一个领导人才，便把我调到部里去。（1951年）

胡乔木同志批评我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东西来，要我读一些借鉴性作品，并亲自为我选定了苏联及其他国家的作品五、六本，要我解除一切工作尽心来读。

赵树理称这件事为“入部读书”。显然，有关方面失望地认为，赵树理“入京以后”的表现已经落后于形势，他应该充充电，换换脑筋了。从胡乔木亲自替他选定的借鉴性作品来看，重心放在外国文学上，是着眼于“提高”，帮他开拓眼界。

1956年，刘少奇在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提出“只当一个土作家是不行的”。他说：“我们的许多作家，是革命培养出来的，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群众也有联系，就是知识不够，是土作家，只懂得关于老百姓的知识，不知道世界知识。”（《关于作家的修养等问题》）这话未必针对赵树理，但恐怕他是包括在里面的。在刘少奇的话与胡乔木命赵树理“入部读书”之间，能够找到一根贯穿的线索，说明到了建设年代，革命意识形态对一个作家的要求，已不复以过去为满足。

然而，对“只懂得关于老百姓的知识，不知道世界知识”的“土作家”不适合时代这种观点，赵树理肚里会作何反应呢？我觉得可以替他回答：不以为然。赵树理对农民传统价值观，具体到文艺上，对乡村民间语言技巧、文体的坚持，是不会因时代发展而改变的。且不说1950年代，就算到了现在的21世纪，如果赵树理仍然活着，我相信他也丝毫不会改变。

他是纯粹的农民之子。由此，在某个阶段他与革命意识形态及革命文艺并行不悖，但当革命更向前发展了以后，他渐渐拉开一些距离，固执地停在他必须守护的地方。与知识分子作家搞不到一起去；在工人阶级生活中找不着感觉；领导关怀，命“入部读书”，结果赵树理也读不进去……赵树理进城以来的滋味，可不太妙。但是，既来之，则安之。尽可能适应吧，找些力所能及的事做。于是，一头扎到曲艺里面――那是大北京中仅存的乡村文化的余脉。

泡天桥、创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办《说说唱唱》，誓言把作品“卖到天桥去”！离开太行山、入了皇城，在天子脚下，还是要搞“地摊文学”。这是一个何其冥顽不灵的家伙。

《说说唱唱》创刊不久，第三、四两期连载了淑池的小说《金锁》，主人公是一个乡村流浪汉，后来参加了解放军。赵树理贵其“真正了解未解放前的农村……可使人了解革命势力来到之前自然状态下的农村具体情况如何”，予以发表。以赵树理对农民的深知，他能有此判断应该可以信任。然而《金锁》却替赵树理招致第一次批判。《文艺报》第二卷第五期发表邓友梅《评〈金锁〉》，义愤填膺质问：“这是农民吗？是劳动群众吗？简直是地痞，连一点骨气都没有的脓包，只是地主的狗腿，旧社会的渣滓才有这样的性格。”

“这是农民吗？”这一句是关节。赵树理恰因主人公“特农民”，才发了这篇小说，但在文坛其他“革命同志”看来，这种人物不配称农民。

这下可好。进城的赵树理，跟知识分子搞不到一起，入不了工人生活，思想跟不上革命步伐―――现在，连他觉得十拿九稳的农村生活，想在城里做点与农民有关的事，编个刊物、选个作品，结果也遭致“城里人”厉声的质问：“这是农民吗？”

赵树理在城里真的无事可干了，“赵树理进城”的下场，被证明是彻底失败。“城”，不是他呆的地方。还有什么犹豫的呢？无疑地，从“城”里出来、离开，回“乡”，返到他自己的天地。

这一走，从此书写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独特一章。

所谓“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独特一章”，盖因此后赵树理的生活与经历，基本脱离了文学；他的身份，还是一个作家，然而大部分时间、热情与努力，都付诸文学以外。某种意义上，这令人想起托尔斯泰，但不管托尔斯泰在雅斯纳亚-波良纳怎样躬行他的社会改革，身份始终是一个“老爷”，而返回太行山的赵树理，则宛然就是千百普通农夫中的一员，他加入了他们，消失在他们之间，体验着、承受着他们的希望与痛苦，像农民那样流汗，也像农民那样掐着指头算计收成……

总之，在“城”里呆了不足两年，赵树理不声不响地离开了，从此直到1966年“文革”被揪被斗，赵树理似乎主业是农民，业余才搞写作、当作家。有时，你会觉得他是作家中一个真正身体力行的农民；有时，你或者又觉得，他是文学以外的一个如此精于写作的农民。解放后的赵树理，大致可以这样概括。

我没有在历史上找到相同的例子。一度，想到过陶渊明。他们有些相像之处。不过那点印象很快被一个绝大的本质不同所击退：诚然，陶渊明确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务农者，但在那种方式中他完全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的行为只指向自我人格理想，而赵树理则于此之外怀抱着重大的社会责任感、社会伦理意识。

仅仅从文学层面看待“赵树理现象”，既无法真正理解赵树理，也是对他的意义的缩小。文学不是他的抱负、理想，仅仅为了文学，他不会拿起笔从事写作；这是赵树理与普通作家的本质区别。他选择文学，是因为这种方式可以承载、传布、伸张农民的立场、农民的文化和农民的精神。

他全部感情、精力、思虑、时间甚至声望、地位，都付与其农民情结。表面看，解放后他有北京、乡下两种角色，其实是一个角色。因为在京、在朝的身份，于他只意味着替农民办事的便利。他将自己著名作家之影响，以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八大代表的政治地位，悉数运用在有补农民农事方面，向省地级领导建言、反映情况或推动问题的解决，乃至“利用”此种条件于1958、1965年分别为自己谋得阳城、晋南两县县委副书记之职，直接介入当地农村事务。

其与农民所共之事，“从互助组一直共到公社化，从栽接苹果树一直共到苹果上市场，从扫盲缺教员一直共到乡乡有中学，从两条腿爬山、交通员送信一直共到县县通汽车、村村安电话。”（《下乡杂忆》）

赵树理下乡，是在既不领国家工资、补助，也不拿社员工分的情况下，类似“志愿者”的个人行为。不宁唯是，他还时常自掏腰包，倒贴农民。在尉迟，他倡修水库，出钱替社里购买锅驼机，引水上山把山地变成水浇地。他提出应该搞副业，抓粮又抓钱后，也自己出钱去买苹果苗和羊羔。

他对农民深至心髓的爱，他敬农重农的伦理意识，他的牺牲与奉献，让人肃然。然而，有时他被自己的信仰弄得太极端了。这主要体现在对青年个人理想与观点的不宽容上。在他看来，青年希望在城市发展，就是轻视体力劳动、贪图个人名利、妨碍消灭城乡差别。这太冲动了，感情使他变得有些狭隘和简单化。但不管怎样表现出了偏见，他不是“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当他那样“不近人情”地指摘着社会上的青年时，并没有对子女实行“双重标准”。女儿赵广建高中毕业后想留在北京，赵树理反复做工作，几经曲折，终于说服女儿回乡当一个普通农民。这时，还远未发生什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也就是农民本位思想，使这面延安文学的旗帜，后来反而成为“革命”的绊脚石。

赵树理与革命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值得但一直都不曾深入研究的问题。由于他被树为“为工农兵服务”的旗帜，人们对这个问题特别容易忽视。

他的世界观、价值观跟革命意识形态有不少重合，但也存在分野。这两种情形怎么表现出来，取决于不同时期革命事业的状态。延安时代，两者如鱼得水、亲密无间；建国后就有了变化。

进城后赵树理在北京的表现，已跟不上形势。回到乡下，两者又合拍起来。当时农村变革处在初期阶段，对于搞合作化，赵树理打心眼里拥护，觉得是农村发展的出路。但到大跃进时期，他困惑并矛盾了。一方面，想看到农村摆脱几千年的旧生产方式，一方面，又对变革损害农民利益的事实不好接受。他既想站在革命立场上来，又离不开农民立场。他本以为这两者必然吻合，实际却发现是冲突的。对此他很苦恼。

他只是依庄稼汉的经验，感到大跃进行不通，并未想到问题实质已是革命意识形态与自己世界观之间出现了分歧――依他的理解，倒是县委的做法违背了革命传统。在他据理力争之下县委仍旧定出高指标生产规划后，赵树理指责道：“你们这样不顾群众死活的瞎闹，简直是国民党作风！”（戴光中：《赵树理传》）

“不顾群众死活”，就是“国民党作风”，这反映赵树理认识的局限性。大跃进跟国民党作风风马牛不相及，而是革命意识形态与现代化诉求互相碰撞后的特殊产物―――他站在农民本位立场上，自然看不到这一层。赵树理自己说：“我看到由于以上种种不合理的措施，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和给群众带来的灾难……日夜忧愁，念念不忘，经常奔上奔下，找领导想办法，但他们都认为我是一种干扰。”

他本该想想，在土地革命时代，自己何曾遇到过这种局面？那时，他与革命意识形态是多么和谐融洽啊。而眼下他何以在上下领导那里，都成为“干扰”了呢？其实地委领导说到了点子上：赵树理不能接受“共产主义新生事物”，他的思想没有越过农民革命。

1959年夏天，他给《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写了一份意见书，提出自己的忧虑。刚从庐山下来的陈伯达，一眼即知此文是何性质，立刻批转作协党组，摘录成绝密文件，开始批判。

对“当代”文学史来说，赵树理遭到批判是一个真正值得深思的现象。假若批判系因赵树理发生了什么“变化”，事情另当别论；然而他没变，他一切较十余年前并无二致――那么，是什么变了呢？

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诞生与地位，确与革命意识形态的褒扬有莫大关系。但我们如果完全采取革命意识形态对他的解释来看取这个作家，却不动脑子了。他的价值、可贵与不朽，在于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从农民本位上表现农民，把纯正的农民感情、农民文化、农民语言带到中国文学中来；以及，他通过文和人、言和行的统一，在文化上提供了一个农民的伦理象征。就此论，他有永恒性，用一时一地的东西来诠解他，不仅把作为一个现象的他看得浅了，也妨碍我们深入认识这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