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桥先生《未央歌》内地的首个授权版本终于推出，可喜可贺。在出版方的宣传中，一再强调了此书是李安拍摄《色・戒》时，要求汤唯等主演必读的书目。其实，《未央歌》铺陈的纯情学生世界与张爱玲透辟的世俗人生观念是方枘圆凿，即便是《色・戒》里王佳芝们的岭南大学生活也与蔺燕梅等的乌托邦体验相去甚远。不过，《
张爱玲素来把散文《天才梦》视为自己的“处女作”，此文是上海《西风》杂志的获奖征文之一。为纪念创刊三周年，1939年9月上海《西风》杂志第37期刊出以“我的……”为题目的“现金百元悬赏征文启事”，约定“举凡关于个人值得一记的事，都可发表出来”，要求“内容要实在，题材要充实动人”。时年18岁的张爱玲遂写了一篇五百字的《我的天才梦》应征。此文虽尚不及张后来的作品来得老辣，但用语之精警，初现端倪，如末一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已成人所共知的名言。对于这篇少作获奖的前前后后，张爱玲也是记挂有加，多次解说。先是70年代她编《张看》时，在《天才梦》的末尾加了一段“附记”：“《我的天才梦》获《西风》杂志征文第十三名名誉奖。征文限定字数，所以这篇文字极力压缩，刚在这数目内，但是第一名长好几倍。并不是我几十年后还在斤斤较量，不过因为影响这篇东西的内容与可信性，不得不提一声。”到了1994年12月，在她的文学生涯即将结束之际，台湾《中国时报》授予她第十七届文学奖特别成就奖。张爱玲为此写了《忆〈西风〉――第十七届〈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得奖感言》，旧事重提，更明确地表示对当年《西风》征文评奖结果的强烈不满。据张爱玲回忆，征文寄出后不久，《西风》杂志社通知她“得了首奖，就像买彩票中了头奖一样”。谁知等到收到正式公布的“全部得奖名单，首奖题作《我的妻》，作者姓名我不记得了。我排在末尾，仿佛名义是‘特别奖’，也就等于西风所谓‘有荣誉地提及’”。张爱玲还指出：“《西风》从来没有片纸只字向我解释。我不过是个大学生。征文结集出版就用我的题目《天才梦》。”张爱玲不讳言她对此事的耿耿于怀，说此事“成了一只神经死了的蛀牙”，隔了半个世纪还剥夺她第二次得奖“应有的喜悦”，让她十分“怨愤”。
1995年张爱玲辞世以后，台湾的张爱玲研究专家水晶在追忆张爱玲的文章中又提及此事，并且特别指出当年获得《西风》征文首奖的“就是后来以写《未央歌》及《人子》成名的吴讷孙（鹿桥）先生”。此语一出，一时哗然。张爱玲被台湾文坛后辈捧为“祖师奶奶”，而鹿桥的《未央歌》风靡台港，被誉为一代人的“青春圣经”，二人各自粉丝众多。人们怎么也想不到，两个人竟巧合地参加过同一个不那么出名的征文活动，而且还有这样的过节！
不过水晶的说法立即遭到了质疑。红学家赵冈在《联合报》上撰文认为水晶之说与他的记忆有出入。后来鹿桥本人也写了一篇题为《委屈、冤枉，追慰一代才女张爱玲》的文章，承认当年自己确实参加了《西风》征文，而与张爱玲“同台竞技”过。1936年，鹿桥随南开中学南下，后入西南联大读书。《西风》征文时，他上大二，忽然对文学兴趣大发，所以在呈贡与昆明两地先后寄去了三篇征文，其中的第二篇《我的妻子》后来获奖，不过得的并非头奖，而是第八名。对于张爱玲的《天才梦》，鹿桥当年便有深刻记忆，称赞其是“一粒玲珑剔透的耀眼晶球，闪烁耐看”。只是对张爱玲所说的那些变故，他并不知情，而征文的更多细节也是“往事只模糊”，说不详细了。
好在虽然事发年代久远，但是史料俱在，澄明真相其实简单。张爱玲两次指责《西风》不公，罪状之一就是获头奖的征文大大超过了“五百字”的限定，而自己为了字数合格，是“改了又改”的。事实是，当年《西风》征文，明确约定字数是“五千字以内”，而非“五百字”。想来可能是彼时年轻气盛的张爱玲好不容易等到一个一显身手的机会，情急之下，审题不细，以讹为正，误记终生。张爱玲所获的也不叫“特别奖”，而是十名正奖之外，“另外定出”的“三个名誉奖”中的第三名。再者，鹿桥的记忆无误，他确实凭《我的妻子》获得了正奖中的第八名，后来《西风》将获奖的作品结集出版时给加了《结婚第一年》的新名字。获得头奖的作者署名水沫，以一篇《我的亡妻》夺魁。至于张爱玲回忆先被告知获得头奖，后又成了名誉奖的细节原委，今天是无从查证了。
一桩50年前的普通征文，会引来如此的是非，细细看来也是颇有意味。张爱玲自己从未明说过是鹿桥攫取了她的荣耀。而鹿桥后来在海外致力于美术史的研究，据说曾对张爱玲的画作赞不绝口。这桩因误记和误会导致的公案更像是给二位的一个玩笑，不过，所谓文如其人，倒也可见一斑。张爱玲的早熟人尽皆知，鹿桥的“拒绝长大”闻名师友。张爱玲看世通透，性情凌厉，隐现着不宽厚的市民哲学；鹿桥耽溺唯美的校园情怀，心思单纯如小童，一遇事便大呼“委屈，冤枉”，全不是从容老者的态度。其实，二人参加征文的“同台竞技”都只是各自创作的初始，他们真正的“同台竞技”是日后在40年代文坛上风格迥异的艺术呈现，联手为苍凉的时代留下了绝美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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