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是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百百宋楼藏书被日本捆载东去的百年纪念，11月间，百百宋楼的故乡――湖州的文化界名流王绍仁、王增清和复旦大学学者葛剑雄、吴格等发起并举办有关百百宋楼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有中外学者近百人，盛况空前。有多篇论文都围绕“百百宋楼事件”责任者是谁这个老问题。历来对此多将首要
会上还有两位中年学者持不同意见。一种认为首要罪责在清政府的腐败。固然，这次流失藏书，清廷应负一定责任，但非首要。因为清政府自庚子大变乱之后，惊魂未定，巨额赔款的重压和国势的日趋衰弱，于保护古籍，兴办公共图书馆以收藏私人捐赠等重要先进文化事业，所知甚少，而对涉外事务尤有所讳避，所以对陆树藩售书前的种种呼吁，皆未能引起注意和支持。以致国宝外流，清政府应负不作为的政府行政责任。
另有一种意见认为“百百宋楼事件”纯是一种商业行为，你卖我买，公平合理。但问题在于这次商业行为是否公平合理，是否合乎商业规则，答案是“不”。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掠夺阴谋。日本从甲午战争幸获胜利后，举国上下普遍加强了对中国的“关注”，而日本学人不断地到中国访书和购书活动，也是这种“关注”的重要文化现象。有位专研究日人来华访书问题的钱婉约女士曾深刻地指明：这是日本“关注”中国，渗透中国，殖民中国的社会思潮在文化学术领域中的折射，是近代中日两国从合作到战争的社会政治的一个缩影。日本学人之觊觎百百宋之藏，实非一日。日人岛田翰于光绪三十一、二年曾数次登楼，见百百宋楼管理不善，而所藏又极合日本需要，顿萌掠取之心，岛田翰曾自我供认说：“顾使此书在我邦，其补益文献非鲜少。遂怂恿其子纯伯观察树藩，必欲致之于我邦。”其贪婪垂涎之态昭然。于是岛田翰一面借清廷尚处于慌乱，乃乘树藩呼救无门之危，对书价一压再压，已失公平交易正轨。一面又积极奔走于日本军阀、政客、财团之间，力促其成。而一旦成交，复以小船偷渡，转装于沪上日轮，扬帆东去，使国人猝不及防。此等行径直若穿窬者流，其卑劣无耻可见。百百宋楼藏书外流之罪责，岛田翰无疑当为魁首。
至于陆氏后人即售书经手人陆树藩的责任，则有留存下来的两种具体资料――《京津救济善会图说》和《救济日记》可证。当时陆树藩面对的社会现状是，京津地区因遭八国联军的侵扰烧杀而出现严重灾情，亟待救援。从而，他毅然挺身，各方筹款，不惜借贷，身入险境，其事可敬。事后负债累累，各方逼债日甚，于是先后处理家藏古玩珍宝，厂店亦相继破产。最后方在呼救无门的无奈情况下，为日人岛田翰所诱骗，出售藏书，其情亦可悯。如将藏书外流的首罪加之，则未免不公。当然，陆树藩终有配合岛田翰行为的过错，于藏书外流一事，实难辞其咎。而社会各方之谴责，亦使其心有愧悔，辛亥之际，陆树藩终归佛门，并自题小照说：“佞佛不持斋，何必守三戒，世态本炎凉，人情尤险恶，穰富以济贫，此心无愧怍，魂魄若反真，坦然对天日。”其自赎前愆之至意，已昭然于世。后人论史当以知人论世之心，谅其过错，不能置其为首罪。
由此观之，“百百宋楼事件”之主次罪责，当如泾渭之分明：日人对我百百宋楼藏书，久怀觊觎之心，时思以我之宝藏补彼邦之不足。岛田翰贯以日本夺他人之所藏，盈一己库存之国策，处心积虑，以求一逞。凭借庚子奇变之后，清廷心有余悸的背景，乘陆树藩经营失败，救灾负债之危，使用诱骗诡秘之卑劣手段，掠我珍籍，舶载东去，赢得其国人之赞誉，而置陆树藩于千夫所指之窘境，谓岛田翰为首罪，谁曰不宜？时经百年，“百百宋楼事件”似当以友好公道行事。凡熟知甲午以来备受屈辱之历史，历经“一二八”、“七七”之苦难者，无不有还历史以公正之想。前者湖州王绍仁、王增清及张建智三先生曾东渡日本，亲访静嘉堂，以至诚之心，商谈历史旧事，惜无圆满结果，令人怅然。鄙意双方应正式会商，确定保留比例，各有所藏，以示友好相处，共享资源之意。退而求其次，亦当请日方以再造善本方式，制作复本，还我百百宋，既可修复伤痕而免已新建之百百宋楼无所收藏，空有其名；更用以增强中日文化之交流，稍慰中华学人“还我百百宋”之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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