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4月11日本报“书评周刊”刊登本报书评人李洪岩教授的书评，评论了台湾著名历史学家王尔敏教授所著《史学方法》与《二十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两本著作（均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不久前，王先生特意从加拿大致函李先生，补充了若干想法，使我们对其所以如此持论有
了更深一层的了解。本报通过书评作者李先生征得王先生同意，特刊发此函，同时刊发李先生的感言。为便于一般读者了解，我们特请李先生对王函中涉及的若干内地读者可能不太熟悉的人与事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释。对于两位教授的鼎力支持本刊，我们深表谢意。同时，我们愿意借机向读者朋友们报告：书评周刊是读书界交流心得的一个公共平台，欢迎读者朋友们就本刊刊发的书评发表各种看法。
鄙人蛰隐九夷之都，远离文化上邦。再加向来执迂，抱残守阙，埋首独学，孤陋寡闻。一切手工治事，不会电脑、不懂上网。今世流行之说，谓之为土法炼钢。不免固步自封。
大著发表多日，鄙人至6月回台北小住，承友人传给台从所撰拙著之书评。回加展读，深心感激，钦服卓见。
尤感仰不弃鄙俚，能遍读拙作，引为世之伯乐，忝奉圭璋之表。所有评骘，无不接纳，置为座右。再三环诵，感祷之外，意当略有解答，盖亦可免后有误会。略陈三点如后：
第一，关于拙著之批斥费景汉教授[注一]，事在1980年代，近代史所有重要之学术会议，必邀请学界名人来所聚会。其时所长致词有夸示本所成就之言，原在鼓励同仁努力治学。未料惹了费景汉怒火，他发言大为抨击近代史所，责斥而又卑视，羞辱近代史所全体。吾时已在香港多年，闻知此事，以为奇耻大辱，乃正视为全体公仇。此仇必报。
费景汉何以如此高傲自视，鄙辱他人？只因其与李登辉关系密切，可以经常出入“总统府”。使之有强大后台可恃，乃得横行学界，世人侧目。
费景汉游走学术与政治之间，顺利得到李登辉擢拔。在其后期擢升到“中华经济研究院”董事长，可谓学界高官。由于仗恃后台很硬，也就表现董座大权，开董事会决议罢黜“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于宗先[注二]。须知这个经济研究院原为于宗先一手缔造建成，做了多年院长，竟然有人来做他的上司，并要赶他下台。于宗先却寸步不让，拒绝交棒，闹得轩然大波，各报纷载，我在海外报纸读到。
费景汉估错了形势，只看到上面的威严，却忽略了经济学界后浪推前浪，他学问已经过气，就出来不少后生晚辈要超越他。在经济研究院就有一位邱毅博士[注三]，哪里把费景汉看得起。他是既不受命也不听令，全不理会这位高人。邱毅十分活跃，在院内主办一项学术大会，邀请不少名人，可谓冠盖云集。邱氏对于费景汉这位董事长，既不敦请他主持大会，也不安排他开幕致词，也没有闭幕讲话，甚至连一个专题讲演也省略，只是给他一份邀请函，请他出席会议。这真使费景汉气炸，表示拒绝出席。他全未想到，会在自家浴缸里翻了船。不久也就与世长辞了。连一肚子经济学也都带进黄泉。此事俱见报载。
第二，关于我为什么批评劳?教授[注四]的观点是大胆造谣。这必须有点交代。劳?先生是我的业师，在大学教我“秦汉史”。我先在此表达认罪悔过，承认冒渎师长，也请后人莫效法我。但事实的曲折也要说明白。
在我做学生时代，劳?教授是大名鼎鼎的汉史权威，当时最负盛名，讲话一言九鼎，深受学界仰重。我未尝湮灭他的高名，5年前我著文刊《近代中国》，举示20世纪50位史学大家（只言史学家，不及他学），其中列出劳?大名，亦有他人，如傅斯年、董作宾、陈?、严耕望、全汉?[注五]。应知我心中有一定准绳，不会抹杀同道先驱。
重要关键，我不能接受劳教授观点。到今也不会改变。我的出言责斥，自具一定信念。无法在此作冗长宣白，肯定说，面对一个学派宣言，关系正反是非，我抱持此见寸步不让。
当年老一辈有学问的学者，俱已仙逝，与我同期在史学界工作的饱学之士，已全退休。而今尚能讨教的只有一二草包院士。洪岩先生应可径问他们：考古人类学达到自然科学水平没有？史学跟着考古人类学登进自然科名榜没有？这是比较客观而少争议的办法。
第三，你提示我的《史学方法》书中拒绝列载辅助科学，认定是一种缺失。我当明白辩解。像这一类项目，我的业师张贵永（致远）先生所著《史学讲话》，我在大学时期已经读过，书中开列辅助科学八种[注六]。我是自有师承。却心里决计不在自己书中列举辅助科学。其他人的书，我也并不追随。依据个人看法，答辩三点：
一则，此一方式乃是酌情预设，史家需要才会参照。像治史那样复杂，乃各凭史家个人需要而来参考辅助科学，你预设的类项什九落空。吾师张贵永之书列举8种辅助科学，我生平中只能用到一种地理学。而这方面的学识，我所已知者，百倍于《史学讲话》。而我所必用的其它门科学，仍是全靠自己的搜求。史家预设的门类派不上用场。
二则，你热心的附列一批辅助科学。能详尽吗？如果每一门描述只是简单提要性，这在史家而言，只是一般常人可以具备。如果你要加深介绍每一辅助科学门类，如地理学吧，其内涵便有数十种独立大类，例如地质学、地形学、气象学、气候学、天气学、海洋学，能一一蓄纳吗？这会使重心加大，要举辅助科学，一百种也不够用。如果随便简略介绍几种，却不如一概不提，省却篇幅累赘。
三则，哲学、文学、史学这三种是基础科学，在学术需要上为博雅之学门，有无限伸展潜力，决无法各人用其主观判断，代为他人设想论题、资材与应用工具。老师要教育的是英才，不是蠢材。不能代为安排一切。庄子有一句哲学意味话是：“教则不遍，举则不尽”。何况天下学问如此其多，何劳夫子一一条举带路。我故主张不列辅助科学。
匆草裁答，杂乱无章，区区不尽，罔副厚爱，惟祈鉴原。
[注一]费景汉（1923―1999），经济学家，曾任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著有《开放性双元经济之转化》（合作）等著作。王尔敏先生对此人的批评，见于《史学方法》第226页，《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第182页。
[注二]于宗先(1930―)，经济学家。山东平度人。著有《经济预测》等著作。1998年被聘为山东大学顾问教授。
[注三]邱毅（1956年―），台湾“名嘴”，曾任宋楚瑜重要幕僚。2007年4月26日入狱，年底出狱。
[注四]劳?（1907―2003），著名秦汉史专家，著有《劳?学术论文集甲编》等。
[注五]上述五人均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
[注六]王尔敏教授在《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中对张贵永先生有专门介绍。
王尔敏，生于1927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荣休研究员，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专长领域包括中国近代思想史、军事史、外交史、文化史以及方志学等。王尔敏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是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但在史学方法的思考方面也颇见功力。近年来有多本著作在内地刊行，除了《史学方法》和《二十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还有《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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