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迷上巴别尔的《骑兵军》原为其文风之绝妙，而随着对作者生平的了解，我不得不认识到他所亲历的1920年的“苏波战争”――确是一场掀起过惊涛骇浪，以至于改写了中国历史的“世界革命”。要想读懂巴别尔和《骑兵军》，怎能不理解他以之为创作背景的这场惊天动地的大革命呢？
至2005年底，我已编订出版
但一着手写作，我便发觉有太多的空白和疑点需从头填补、查询，而有关军事战略、进军路线、骑兵战术等专业知识，非从零开始学习不可。
作为一部战争文学经典，《骑兵军》却正要从战争进程的角度进行梳理。以前，西方和俄罗斯的《骑兵军》研究者多是文学专家，他们往往精于从文艺批评、哲学思辨、精神分析、互文理论、比较文学等角度来对它进行文本解读，收获虽也甚丰，但他们往往轻视甚或忽视巴别尔小说发生的具体历史场景，而巴别尔恰恰是一个自称没有杜撰能力的“写实”作家――字字句句落到实处。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军事史家在研究《骑兵军》时，则忙于在字里行间搜寻战略战术的蛛丝马迹，反而忽视了巴别尔小说的艺术性，而巴别尔却恰恰又是一个最具神奇想象力的“超现实”天才――用意之玄妙无以言表。这造成了巴别尔研究中的诸多缺憾：对文学专家们来说，巴别尔的小说中存在很多仿佛是与主题无关，莫名其妙的片段；于是，他们只得大而化之地用文风独特几字遮掩其懵懂和纳闷。而对历史学家、军事史家来说，巴别尔记录的战事既没有连贯的战争线索，也缺乏完整的战斗场面；于是，他们只得断章取义，仅将其中的某些段落作为真实的史料直接引用，而对另外部分则只字不提。
如果我早知道这是怎样一个无底洞，我恐已丧失了完成的勇气。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我着魔般地思索这场战争与小说和日记相关的每一个环节。我没有想到，为了阐释哥萨克的末日，我必须搞清哥萨克的起源，而这本身就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重大课题――牵扯到我闻所未闻的蒙古史；为了研究哥萨克，又不得不弄清东正教、天主教与正教的历史关系；而这也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庞大领域――涉及到我知之甚少的孕育了正教、也哺育了巴别尔的犹太教及犹太文化。单单破除成见就需一段渐悟过程。还有，为了理清战争路线背后的原因，则必须了解古今中外的军事谋略和战争艺术，甚至必须掌握专业参谋的知识背景。2006年4月，我曾返美核对引用文献、补充遗漏资料、搜寻全新插图，而实现图文混排――所谓“做书”――又是一次没完没了的工程，直至2006年年底才告竣工。
可是，单纯勾勒1920年“世界革命”的经过却并不是拙作的核心内容。关于“苏波战争”，中国的读者可能知之甚少，而英国历史学家诺尔曼・戴维斯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出版过权威专著《红星・白鹰――1919-1920年的苏波战争》，虽然在这本书中哥萨克所占篇幅仅是全书的一小部分，如果我只是从哥萨克骑兵军的角度重讲“苏波战争”，那就成了建立在二手资料上的一次复述，非我所愿为。
实际上，我用功最多，甚至备感折磨的是从巴别尔1920年日记这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的字里行间一点一滴地挖掘出一个平常人在非常的革命时期的心路历程。无论战争过程等宏观历史多么精彩，都只能是一个“人”的活动背景，而此人不但是一个身份复杂的历史见证人，而且还是一个站在未来对人类说话的文学天才。所以，不但要论其人，还需解其文；不但描其行，还要绘其心。支撑我完成这项并不轻松的工作的是：在对日记和小说做对比研究时，我不断发现因为日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精确到日期、小时的进军时间表，那些原本显得支离破碎的小说片段，一旦镶嵌入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其奥义则顿现，字字珠玑的巴别尔实际上字字暗藏玄机――那些貌似信手拈来的文辞在整体结构中却又别具深意，仿佛他在写下局部的同时就已预见到它在整体的位置，手挥目送，既仰视又俯瞰，其缜密绝非常人所能意料……
无论如何，就这样，我在上海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经无数次修改，终于完成了定名为《哥萨克的末日》的插图本巴别尔研究专著，成为中文领域内第一本研究俄国文学天才伊萨克・巴别尔及其哥萨克经历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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