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剧院1883年的演出照
注意一下该剧发表的时间：1882年。
它是前一个剧本《群鬼》(1881)发表的第二年。以如此快的速度就写出一个剧本
从这口号一般呐喊而出的主题里，我们再次体味到作者反叛的个性，坚定的信念和巨大的勇气。因为在斯多克芒身上俨然贯注有易卜生自己的气质及追求！他曾说：“布郎德是最佳时刻的我自己”；那么，斯多克芒则是危难之际理想中的易卜生！易卜生深知自己的思路从来都是超前的，有如带领以色列人奔赴迦南美地的摩西。然而，这一次攻击他的，已不再是普通的民众，而是社会的精英。这就要求受攻击者具备更大的勇气和更坚定的信念。因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斯多克芒就呈现出非凡的意志和力量。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Miller）理所当然地于该剧中发现了振奋的火花及灵感，遂将其改编并搬上美国舞台，以表达其对自己眼中的恶势力的抗拒和对易卜生所塑造的这个非凡人物的敬仰。
在《人民公敌》写作期间，在给出版商海格尔的一封信中，易卜生这样写道：“斯多克芒医生和我之间相处得如此融洽，我们在许多地方都那么契合一致。不过这位医生是一位还不如我头脑精明的谦谦君子，况且他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奇特的性格，以致于人们不得不洗耳恭听从他口无遮拦的嘴巴里倾吐出来的不少出言不逊的丑话，不过千万不要以为这些话是我在发泄。”（海默尔：264）这几句话至少透露出这样一些信息：斯多克芒医生是易卜生十分喜欢的人物，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契合一致”，而且斯多克芒身上还多了一些大胆和率真。总之，他是一个少有的易卜生愿意与之相类比的男性角色。
的确，斯多克芒是一个在易卜生剧作中并不多见的男人，展现出易卜生刚离开挪威创作《布郎德》时的乐观昂扬的姿态，完全是一个遵从自己内心需求与意志，敢于与社会大众和传统习俗较量的勇敢的硬汉形象。在《人民公敌》中，不同价值观和道德理念的冲突十分直接：我们这个社会是应该建立在诚实而纯洁的基础上呢，还是让谎言和腐败肆意蔓延、侵蚀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我们将以什么样的道德理念影响和传诸后人？这正是斯多克芒所焦虑的：“我着急的是，恐怕将来没有意志自由、道德高尚的人继续我的事业。”怀抱如此高远纯洁的价值观的“真人”，必是布郎德的传人，也必然与大多数人甚至一些操守极高的人发生摩擦和碰撞；然而，社会的先驱和人类良知的代表，只能启发和带领民众，而不可能迁就和一味地顺从公众的品位和思想，因而就往往陷于孤立甚至遭受攻击，恰如《旧约》中的摩西。
而且，这一次，代表社会敌对势力的不再是某一个人，而是各行各业、各色人等，一起出场，几乎代表了挪威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且他们无不具有易卜生眼中挪威人的随机应变、“绕道而行”的气质；一到关键时刻就全都抛弃承诺，站到斯多克芒的对立面。他们只关注眼前的直接利益，而对于这些利益给社会的长远发展，给人的良心以及精神所带来的伤害和负面影响却置若罔闻，不以为然。这样的所谓大众怎么可能拥有真理和远见呢？易卜生借这个剧本表达了自己的“与众不同”的信念：“只有我，只有少数人，才有公理。少数派总是对的。”“我要打倒‘真理完全属于多数派’这句谎话。多数派拥护的真理是什么？他们拥护的是老朽衰迈的真理。一个真理陈旧到那步田地，它就快变成谎话了。・・・・・・一条普通真理的寿命照例不过十七八年，或者至多二十年，轻易不会再长了。年纪那么大的真理总是非常衰弱无力，然而偏偏要到那时候多数派才肯把他们接受下来，当作滋养品推荐给社会。我可以告诉你们，那种食料没有什么营养价值，我是医生，这话你们可以相信。这些‘多数派真理’好像隔年的腌猪肉，好像霉烂的臭火腿，社会上的道德坏血病都是它们传播的。”
易卜生在该剧的人物塑造上显示其独到的魅力。斯多克芒是一个拔高的、统一的观念的产物（acharacter of a high and integrated concept）。他做事为人动机高尚，信念专一，不讲妥协，不徇私情；因而他必然是冲突力量各方中真正有力的一方，牵动观众心灵的一方，即正义的一方。他的性格特征也是鲜明而突出的：他做事干脆、坦率，决不拖延。当他得知市长等人在浴场改造问题上的真正态度之后，他就不再犹豫，立即赶往报社编辑部，要霍夫斯达他们立即发表他的文章，并再三前往编辑部进行敦促；当他知道他们不会再发表文章时，他即刻作出决定：在市民大会上公布他的观点！总之，为了真理的彰显，他不做丝毫的苟且和拖延。这是一种健康的性格。当然它在一个“根子已经中毒的”社会里，必然处处遭到掣肘。个人与社会环境的冲突，是较为典型的戏剧冲突。为了让这一冲突得以往纵深发展，最终抵达危机点（the point of crisis），即戏剧高潮（climax），要求冲突的一方必须具有鲜明的个性和近乎偏执的目标感、使命感和意志力，成为冲突不断得以发展的推动力（momentum）。不同的个性和意志迎面相向，必然发生激烈的碰撞和角力，在产生生动而强烈的戏剧性的同时，也会突现个性的魅力和人性的丰富。斯多克芒这个戏剧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坚定的信念、崇高的使命感以及强大的意志力都使他极具魅力和“看点”，恰似十多年前布朗德这个戏剧人物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欧洲读者和观众的眼睛一样。
然而，更有趣的事实是：这是易卜生剧作生涯中最后一部所谓的社会问题剧。他随后创作的《野鸭》（1884年）就步入了他后期的象征主义的剧作阶段。他不再汲汲于各种社会问题的讨论和描述，而是将自己诗人和先知的笔触深深地探向人类灵魂的“最后一个皱纹”，开始考察和询问人间苦难及存在尴尬的种种内在因素。奥地利剧作家霍夫曼斯塔尔称他此后的戏剧创作为“心理现实主义剧作”，大概就是出于这样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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