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母校的感激之情越来越深。母校西南联大教育我增长知识，锻炼能力，最重要是教导我培育我学习做人。联大校训“刚毅坚卓”，要求我们做一个有人格的人。
当年战争岁月里，教科书、参考书缺乏，在联大学习主要靠教师上课讲授，学生当堂笔记。老师们学问渊博，研究深透，思路清晰，讲授认
对我正式授业的恩师们给予的关怀、教益与教诲，更是铭刻于心，永远难忘。
雷海宗先生是我们历史系主任，是联大的名教授之一。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精通多种外语，不仅兼通古今中外的历史，而且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科技等等方面都有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雷先生讲课精力充沛，声音洪亮，内容丰富，生动活泼。他讲授的“中国通史”总是学生人数最多，最“叫座”的课。我们上课之前必需先去占位子，不然只好站在窗外听课。雷先生记忆力极强，上课从不带片纸只字，他讲授“西洋中古史”内容浩繁，头绪纷纭，他却讲得井井有条，滔滔不绝，人名、地名、年代，他一边讲一边写在黑板上让同学记录，脱口而出从无差错，令人叹服。雷先生的为人受到学生们的敬佩与尊重。他的教学加深了同学们对历史课的重视与热爱。历史学成为他们终身从事的专业。即使是不以历史为专业的人，在工作中也获益匪浅。离校后，我在大公报等单位担任编辑、记者，当年雷先生讲授的国际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知识，为我采访编写工作打下基础，增强了能力，深感乃雷先生教导所赐。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开列黑名单抓人，联大地下党决定让我立即离昆转移香港。1941年冬，日军占领香港，组织决定我仍回昆明复学。当我从香港脱险赶回昆明时，联大已经开学，系里三青团负责人某某又以离校未办休学手续来阻挠，办不成复学手续。我非常焦急，就去北门街家中找雷先生。听我说明情况后，他亲切地说：“战时特殊情况嘛！九死一生奔回学校，怎么能不让上课？”在他支持之下，我办妥复学手续，免遭失学之苦。我对雷先生的感激铭刻心头，永远难忘。
皮名举先生也是我们系受欢迎爱戴的教授之―。他讲授西洋通史，踩着上课钟声，风风火火大步流星地走上讲台，立即开讲。正课之前，先讲五分钟国内外形势，非常精彩。他特别关注抗日战争局势，对蒋介石政权腐败无能深恶痛绝，严词讽斥，忧国忧民的言论，使课堂充溢着爱国主义情绪。皮先生教学严格，不时小考，经常留大量作业，判分极严，学期考试时一起计算成绩。他说不这样记不牢。同学们上课丝毫不敢疏忽。那时我正参加联大剧团演出陈铨先生改编的抗日救国话剧《祖国》。一天皮先生去看戏，休息时他到后台，看见我伏在京剧大衣箱上做作业。他跟陈铨先生说：“她的字写得太坏，我本要在总成绩中扣十分，现在不扣了。不过你告诉她字要写清楚，不然对人对己都是不负责任！”皮先生的教导我牢记心中。至今，字虽仍写得不好，但必定一笔一画写清楚，不敢潦草。
孙毓棠先生是知名的历史学家，也是杰出的诗人和戏剧家。上世纪30年代即以长诗《宝马》驰誉文坛。在西南联大任教时，他导演过大量反映抗日救国的剧目如《祖国》、《妙峰山》、《黑字二十八》、《雾重庆》、《刑》等在昆明市内公演，观众踊跃，反应强烈。他还亲自参加《原野》和《黑字二十八》的演出，担任重要角色常五伯和陈疯子，演技高超。孙先生不仅为联大的学生剧团担任导演，也为昆明其他业余剧团导演排戏。他怀着爱国之心、报国之忱，不辞辛苦从郊外联大校舍到城里来回步行十余里，费时间耗心血，不取任何报酬，支持他们的抗日救国戏剧活动。孙先生为西南联大和昆明爱国进步戏剧运动的开展做出巨大的贡献，产生了强烈而深远的影响。
孙先生有深厚的戏剧艺术修养与才能，导戏认真细致。在他的指导下我演了一个个大小剧目，不仅发挥我的表演潜能，增强了我对戏剧的热爱，更使我逐步认识到戏剧也是一门高深学问，值得终生钻研。这为我以后从事戏剧工作打下基础，开拓了眼界。孙先生也是第一位谈及“做人”这个重大问题的老师。
1938年底，联大剧团的成立大会上，导师闻一多、陈铨和孙先生相继发言，给予指导和鼓励。孙先生发言中说：参加剧团，开展爱国的戏剧活动，不仅要认真演戏，首先要认真做人。他的提醒、警示使我懂得了必需自重自律。
离开母校，进入社会，几十年中，道路崎岖坎坷，屡遭挫折与磨难。但即使在最严酷艰辛的岁月中，母校的教导也常给我以力量和鼓舞：做人必需保持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坚守人格，坚忍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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