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凯悦饭店的特色餐厅，一盏淡酒的微熏，年龄相仿的我们对面而坐，话题从学术到家庭，随意而无羁。扭头瞥一眼静静流淌的护城河水，我在想，如何把传说中美文兼美女的“天下第一”，跟眼前个头高高、一脸率性的她联系在一起。
她就是田晓菲。与她的相识，缘于她新近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尘几录――陶渊明与
为什么选择“手抄本”
《尘几录》在书名中用了“手抄本”这个词，乍看之下，有点不解，甚至可能误解。田晓菲说，她之所以选择“手抄本”这个概念，是因为她在研究西班牙文学的时候产生的共鸣和灵感。西班牙的一位学者JohnDagenais说手抄本“具有口头表演的品质”，也就是说，尽管针对同一事件，但是由于时间、地点甚至心情的不同，表演都会有所不同。中国的文本传抄也有类似的特质。按我的理解，她所谓的手抄本其实是指文本在流传过程中由于传抄者的主观意想而产生的种种异本。正是由于这些异本的存在，也显示了传抄者个人对于文本的理解方式。陶渊明只是田晓菲用来说明这个观念的一个例子。
在书里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位出身世家、进士及第的韦公子，曾经纳有一妓，年仅16岁。这位女子最让韦公子心动的地方，是她在抄写杜甫诗的进修曾经“随笔铅正”，还文理晓然。
这位女子擅改文本的自信和韦公子赞赏的态度，让我们从中读出了观念差异，在他们看来，修补和改正一部舛缺的文本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一部如是订正过的杜诗抄本也显然并不减少它的价值。
我想说的是，因为传抄的权力，每个人都可能随意地把自己的主观臆想加于原作者身上。
这样说来，我想到的是古籍整理中一些常用的概念，比如稿本、写本、刻本，而这些与手抄本之间存在着哪些关联呢？如果这些手抄本中的变动如此随意，那么是否与校勘学的“求真”理念有所冲突？
晓菲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真的是很妙，她说手抄本其实可以是印刷本以外的各种版本，所以变动是常态。而校勘正是一个逆过来的过程，它在寻找一个“本真”的版本。我想她的话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我们在做古籍整理的时候注重底本的原则是如此的高明。如果整理者根据自己的“学识”妄改，很可能留给后人的只能是一个不足据的版本。这样将是可悲的。
哈佛教授的“无奈”
田晓菲无疑有很多骄人的资本，9岁出诗集，不满14岁进北大。这些辉煌经历，如今只能是她另一种辉煌的注脚了。她35岁在哈佛大学获得了正教授资格，成为哈佛东亚系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正教授。从阶梯外的讲师，到副教授、正教授，一路破格，时间之短速度之快，都是罕见的。这一定是要凭一点硬功夫，没有过硬的学识和睿智的头脑，在评鉴体系严格的哈佛是不可能做到的。她走到这一步一定付出了相当多的艰辛。
成为哈佛正教授（终身教职）的她更加忙碌，这种忙碌不同于中国的教授。中国的教授在行政体系之下，一心只想着做自己的学问就足够了。而哈佛教授的评价标准，还要看他的社会服务有多少，看他对系里、学校以及专业领域的贡献有多少。譬如说仅2007年春季一个学期里，晓菲就在校内的六个委员会中服务，包括评审访问学者的委员会，评审留学生申请的委员会，以及……
她在谈到她所评审的留学生材料的时候提到，有的中国留学生在查哈佛教授的研究方向，然后努力向其靠扰，“编写”自己的兴趣爱好，这其实是不可取的。以一个长期专门从事某个领域的研究者来说，究竟是否爱好和学术研究的视野是一眼就能看得清楚的。所以在写这些申请的时候，真正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去写一个自己的研究理想就很好。这个理想不一定与某位教授吻合，但是只要这份理想被认为是有前景和价值的，就会得到支持。这让我想到如来之于众生，一切心思都已洞悉，何必造作。真诚，是最大的理由。
她的“所安”
我身边，很多女性在家里很少做家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可以上升到中国女性地位提高的理论高度，这应该是所谓社会学者的工作吧。
女人的话题，自然也聊到了家庭。因为在《尘几录》的后记中，我们看到田晓菲说，她的丈夫宇文所安先生深深理解妻子的辛苦工作，承担了很多家务。这自然也成了我追问的一个问题。她说：“夫妻之间本来无所谓地位，而我确实在意家务做得多少，因为做学问需要时间。如果我把很多心思花在家庭事务上，就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做学问。我不过是想说，我的丈夫给了我很多生活上的支持，使我可以聚精会神地工作，如此而已。”晓菲又告诉我，“在家里，他烧中国菜，我烧意大利菜。”晓菲是惬意的，因为她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她喜欢的学问上面。
见到宇文所安先生，晓菲之迷恋所安和所安之迷恋晓菲，一切都有了答案。而我急于要求证的是，所安最拿手的中国菜是什么。
在古典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圈子里，宇文所安声名远播，尤其是曾经到哈佛访学的中国学者，有几人不知宇文所安先生？学者的眼光一定与我不同，在我眼前吐烟的宇文所安，我想到了幽默、睿智、随和、健谈，等等词汇，但是都太片面。他痴迷于中国文化，那份大气与宏阔的视野甚至让我这个中国人觉得自己做得太少。我想，这也是晓菲钟情于他的一个原因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