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亚・爱伦堡（1891－1967）：苏联作家。1910年开始文学创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战地记者。十月革命后曾参加苏维埃政府工作。1921年后以记者身份去德、法、比等国
。在国外十多年中，写了众多作品。30年代回国后，在卫国战争中任《红星报》战地记者。著有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暴风雨》和《九级浪》等。195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解冻》在苏联文艺界引起巨大震动。后用五年时间写成长篇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于1960年开始陆续发表，在苏联及西方引起强烈反响和激烈争议。
十余年前，我曾在“经典重读”系列文章的开篇中写道：“经典不是流行，但远比流行久远。或许说，经典是永不过时的时尚，是细水长流的流行。经典并不因我们知识的丰富、阅历的增多和社会的巨变而过时，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变化，才使每次‘经典重读’都有一种历久弥新的感受，都会获得新的教益与启示。这便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所在，也是经典的魅力之所在。”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便是我有常读常新之感的经典之一。
最近重读此书，自然又有新的感想。其中之一，便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的遭遇和他本人命运引起的一些不期而然的联想。
《青年近卫军》描写的是煤矿小城克拉斯顿诺青年抵抗法西斯占领军、成员最后大都英勇牺牲的故事，50年代也是我国青少年的必读书。不知多少青年为书中英雄人物感动得热泪盈眶，说此书影响了一代青年毫不为过。
然而，这次读《人・岁月・生活》却发现，现在看来正统得不能再正统、旋律“主”得不能再“主”的《青年近卫军》，也险遭灭顶之灾。出生于1901年的法捷耶夫十月革命前就接近布尔什维克并参加革命活动，1918年入党，1919―1921年在远东参加红军游击队。不久就开始了以俄国国内革命战争为题材的文艺创作，特别是小说《毁灭》，赢得高度赞誉。后来他担任苏联作协总书记、理事会主席，成为文艺界的高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听说了克拉斯顿诺一些青年自发组织起来打击德国占领军的故事，深为感动，便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小说《青年近卫军》。小说歌颂了反抗侵略者的英勇行为，作者又是作协总书记、理事会主席，于是就有电影导演将小说拍成电影。没想到，却惹了大祸。原来，斯大林看完电影后勃然大怒，因为这些青少年的行动都是自发的，“共青团组织哪里去了？党的领导哪里去了？”再一了解，电影是根据小说改编的，报上立即出现严厉批判小说《青年近卫军》的文章。随后，《真理报》上发表了法捷耶夫的信，公开承认这些批评是公正、正确的，并答应修改小说。爱伦堡回忆此事发生不久他与法捷耶夫会面时，法对他说自己“没有修改正文，而是增写了几章――写几个老布尔什维克。他沉默片刻，又补充道：‘当然，即便我成功了，小说将已经不是原来那样……不过，也许我是太崇拜游击习气了……时代是艰难的，斯大林知道的比咱们多……’”
读到这里，不禁想起不久前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拍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下一代”们看了这部电视剧后，听说早就有电影《铁道游击队》，而且这部现在看来正统得不能再正统、旋律“主”得不能再“主”的影片在“文革”中竟是被严厉批判的“禁片”时，全都大吃一惊、大惑不解。他们当然不知道，其实连我们这一代许多人也已经忘记了，那位当年一言九鼎的“文艺旗手”对电影《铁道游击队》的判定：“没写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写的是主席批判的游击主义。游击队不依靠群众，都是神兵，只有芳林嫂一个群众。有政委，看不到政治工作，不像有高度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游击队，像一帮农民、小资产阶级队伍。没写党的领导，不像八路军领导的，单纯地搞惊险神奇动作，宣传个人英雄主义……”
许多东西，并非完全偶然，而是其来有自、渊源颇深呢！
爱伦堡与法捷耶夫在20年代就相识，但由于法捷耶夫是高级领导，所以在战前他的感觉是“他对我而言与其说是一个作家，不如说是一位首长”，所有作家还都熟悉他那种“善于在文章或报告中赋予斯大林的一句简短的话以深刻的含义”的特点。战后，他们开始亲近起来。法捷耶夫有次对他说，1951年有一天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马林科夫找他，说是冶金系统有人搞了重大发明，但却受到阶级敌人的破坏，要他写一部长篇小说。马林科夫还说：“倘若您把这写出来，您就给党帮了一个大忙……”听到党的召唤后，法捷耶夫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到紧张创作中去。由于对冶金业完全不了解，随后几年一直在辛苦采访、搜集素材，就在小说《黑色冶金业》快要完成时，政治形势大变，苏联开始平反一些冤假错案，冶金业的“案件”也被证明是桩冤案，根本不存在一个“阴谋破坏集团”，被诬陷的“阶级敌人”被公开恢复了名誉。法捷耶夫盛怒之后曾悄悄对爱伦堡说：“我就只得把手稿扔了。把自己也给扔了――我已不能动手写新的作品了……”
从个人艺术趣味来说，法捷耶夫不喜欢并且在1928年公开攻击过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好！》，但30年代斯大林表示了对这首诗的欣赏，1938年法捷耶夫立即大赞此诗，称为“历史性事件”。当开始批判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时候，作为作协头号领导人他自然带头冲锋陷阵。但有次酒后，又私下对爱伦堡大大夸赞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写得好，说这才是真正的诗歌，并滔滔不绝地背诵起来，“简直停不下来了，偶尔中断一下背诵也只是为了问一句：‘好吗？’”在三、四十年代的“大清洗”中，无数作家遭到迫害。法捷耶夫清楚，这些作家其实并不是“间谍”或“敌人”。但以他的身份、地位自然是不少迫害案的领导者和具体执行人。当然，尽管少有成功，他也曾设法保护过一些作家。
当政治形势大变，“解冻”开始，各种冤假错案纷纷平反时，法捷耶夫自然痛苦万分，于1956年5月饮弹自尽。对他的情况，爱伦堡颇能理解：“法捷耶夫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参加了远东的游击队，尔后又参加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他17岁入党，20岁被赤塔的党组织选为代表出席了第十次代表大会。”对他来说，“政治”并不是《简明教程》中的抽象篇章，而是自己活生生的经历。“在某些作家的一生中，政治斗争不过是几个月或几年的激情。对于法捷耶夫而言，政治却是他毕生的事业。”他的结论是：“法捷耶夫是个勇敢的，但又遵守纪律的士兵，他从未忘记总司令的特权。”
“把自己也给扔了”，读到法捷耶夫这句话时，我的心灵为之一震。这是一个作家良知复苏后的痛苦自白，是“两种身份”长期矛盾的最后爆发。作为有“灵魂拷问”传统的俄罗斯作家，他以自杀解决矛盾。而这，是没有“灵魂拷问”传统、不习惯忏悔的民族所难以理解的。他可以想法设法否认各种事实，力证自己的清白，力举自己曾经暗中保护过某些作家，等等。他更可以辩解说，自己当时只是执行领袖的指示，是真心实意听党的话的战士，出发点是好的，而且当时举国上下大家不都如此吗？因此，他完全可以心安理得，甚至，他的作品能被后人称为“革命文艺”的代表呢。然而，他却不能这样，因为他无法不忏悔、不自我拷问……
《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插图合订全本・上卷<下卷），【俄】伊利亚・爱伦堡著，冯江南、秦顺新译，海南出版社2008年2月版，98.00元（上・下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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