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作家李玉文的长篇小说《河父海母》曾发表于《十月》长篇小说增刊第二期，最近成书。回望2007年度的长篇小说创作，这部作品总会顽强地浮现出来，让人轻易不能忘怀。而《河父海母》这部作品得以吸引人的，并非是以波澜老成的文笔抒写什么宏大的历史，而恰是以披头散发的手法状写乡间的粗服乱头。在既像不修边幅，
《河父海母》从邓吉昌一家12口落户于河海之间也即河父海母写起，写他们的白手起家，谋求生存、繁衍后代，并以此为故事的主要线索，大笔勾勒河海之间的蛤蟆湾由一片荒原到有了村落，建了大队，变成城镇的勃兴过程与发展脉络。你可以说它是一部邓吉昌一家三代的家族史写真，也可以说是蛤蟆湾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村镇史演绎；但给我印象更为深刻，感受更为突出的，却是由这样一个普通家族，这样一个荒间村落的发展与演变，所深刻揭示的人的欲望的双刃剑性，及其对于人的自身发展的种种影响。
初到蛤蟆湾拓荒创业的邓吉昌，在两方面都掩饰不住自己的强烈欲望：这个“喜欢探究本原的人”，每年农闲后闯荡于河与海之间成了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这使他很快摸清了荒原的地理环境，从而在居家、生产等方面总有高人一筹的举措；但他也耐不住寂寞，不愿压抑自己，常以“寻好地开垦”的理由，与妻子刘氏去野外野合。如果说邓吉昌的两个欲望还属正常的话，那么他的二儿子兆富的勃勃欲望中就含带了不少极端的乃至邪门的倾向。他在16岁上就经常“受到强烈的欲望的折磨”，后来索性到瞎女人那里肆意发泄；而他善于琢磨技术、研制机器的特长与兴致，也时常受到情欲的制约与羁绊，他疯狂地游走在这二者之间，已完全脱离了他所置身的蛤蟆湾那个日常世界。而瞎女人、虎子女人，也都在各自的欲望世界里苦苦煎熬，瞎女人的生活主要由两件事构成，一是与兆富寻机偷情，一是在偷情之外占卜打卦；而虎子女人对所有找上门来的男人来者不拒，先是因为旺盛的情欲，后是因为肌饿的肚皮，她几乎是在欲海中沉浮起落，又是在欲火中自我燃烧的。不同角度的欲念，不同层次的欲望，既支撑着、滋润着邓家的人和蛤蟆湾人，又暗中掣肘着、限定着邓家的人和蛤蟆湾人。他们有的时候是他们欲望的主人，更多的时候则是他们欲望的奴隶。
如果说邓吉昌家和蛤蟆湾人只是受制于个人的欲望而使他们备受煎熬，那显然还不完全，甚至也不公道。事实上，当蛤蟆湾由邓吉昌等三家人发展成为拥有几百户人家的村镇，并纳入了合作社、生产队、人民公社这样的现代体制，又融入了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文革”这样的时代洪流，还会有诸种非属个人欲望的集体欲望、社会欲望、历史欲望，乃至革命的欲望、现代性欲望交叉一起接踵而来，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嵌入他们的生活之中，左右他们的人生与命运。如邓吉昌不得不加入亩产五万斤现代神话的制造，青梅在大炼钢铁中不慎受伤，都是当时的“乌托邦”欲望高度膨胀的历史遗迹。种种欲望的交织与碰撞，推动着蛤蟆湾的艰难前行，也给置身其中的个人和群体，留下了有形的和无形的种种创伤，乃至“蛤蟆湾子和附近几个村子此时被拔地而起的城市建筑物排挤成了一个个不起眼的角落，如同鸽群中几只麻雀显得与整个城市格格不入”。蛤蟆滩人就这样在更加宏大的欲望的统摄下的更快发展中，彻底地走向了边缘化。
尽管李玉文借鉴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不少艺术手法，并以粗粝化的语言、日常化的细节，让人在原生态状的人性袒露和人生展示中难以自拔，但我们还是由一个个人的具体命运，读到了蛤蟆湾的整体兴亡，并由这个蛤蟆湾的故事，深切地体悟出欲望是双刃剑的人生哲理。而在这个哲理的背后，既有他对拓荒精神的张扬与礼赞，又有他对乡村激变的困惑与慨叹，更有他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的思考与呼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作品委实是一个满带悲怆意味的时代警钟。
从李玉文的《河父海母》，联想到最近读到的另位山东作家徐化芳的《脖子》，感到对这些在当下文坛尚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真不能小看，对他们那有着特别投入的创作真该予以重视。他们在生活积累上扎实而丰厚，在文学追求上又执着而虔诚，虽然他们的作品读来有时还不够大气，但绝对保有充沛的人间真气与饱满的生活元气，而这恰恰是我们目前的文学创作所更加需要的。假以时日，他们以新的姿态给我们带来创作上的更大欣喜，是完全可能的，让我们为此而期待着。
《河父海母》，李玉文著，重庆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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