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恩来总理的图书海内外已经出版了很多很多，然而，翻开《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仍然能读到很多新鲜的故事。
1968年8月，在“文化大革命”进入最高潮的时候，周总理从中央警卫团
作者原本并没有要写作这本书，为什么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他是周总理“文革”时期的秘书。对于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有些事情很敏感，他不知如何写，怎样表述才好，他不愿引出什么麻烦来；其二，他是周总理身边年龄最小的秘书，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就有几十位秘书，他们都是资历深，有水平，有能力的同志，都是师长和前辈，但他们当中很少有人出版回忆录。
2005年周总理诞辰107周年的时候，纪东作为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的顾问，参与组织了那一年的纪念活动，并在纪念座谈会上代表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作了一个题为《“文革”中周总理的“苦”和“难”》的发言。那一次发言，引起了不少与会同志，特别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主任、周恩来研究专家廖心文同志的好评和关注。会后她殷切地希望纪东能写一部回忆录。
从2006年的5月到11月，纪东利用近半年的时间，夜以继日地写就了42篇故事（其中有2篇是写他自己的：“学生时代”和“在中央警卫团”的事情），约12万字，还根据廖心文主任的建议，配上了130多张照片。经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核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这本回忆录已于去年出版了。
书中，每一篇故事只围绕一个主题，叙说一个或几个相关的事情，颂扬周总理崇高品格的一个侧面。比如，写《周总理与文艺》，作者既写了周恩来总理对文艺的喜爱，他在这方面的才华，也写了当时总理和身边工作人员们在西花厅围绕有关文艺节目发生的几件有趣的事情，由此希望读者能从中看到周总理在“文革”时期对文艺春天到来的渴望。写《周总理的乒乓球缘》，既写了至今还存放在西花厅的那张第26届世乒赛男子团体决赛球台的来历，也写了周总理和身边工作人员们打乒乓球时他那种童真、较劲儿、开心的情景，以及他对乒乓球的酷爱和作为“球迷”对乒乓的执著。
作者尽量写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或者是别的同志曾经写过，但以本书作者的亲身经历可以对这件事有所补充的情节。比如，“九・一三”事件，从9月12日晚林彪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开始，作者就已经介入了这件事情，只是不知事情的真相。第二天早上，作者被周总理叫到人民大会堂和其他几位工作人员一起伴随老人家度过了紧张的三天三夜，作者一直没有离开周总理的身边。当周总理看到我国驻蒙古国大使馆报告林彪摔死的电报时，他的表情和当时说的话，只有作者一个人在场看到和听到。像这样的情节，在书中作者就详细、具体地做了描述。再如，为了让读者尽量了解“文革”那段特殊历史时期周总理的艰难处境，感悟在那样的处境下，他是怎样苦撑危局、力挽狂澜，使我们的国家没有分裂，经济没有崩溃的，作者就从几个侧面写了周总理的“难”，如周总理曾说过的《“我难啊，难的不仅是林彪！”》、《周总理让我替他给江青改诗》、《周总理两次批评陈伯达》等情节。还有，作者首次把精心保存了近40年，不知多少次在深夜的灯光下反复诵读的周总理的一份手迹影印件放进了回忆录，那是周总理在最苦闷的时候，随手写下的一段文字：“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这一段文字真实地反映了周总理在那个时期处理许多事情时左右为难的一种心态。
在这本书里，作者尽力以细节来展现一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周恩来总理。比如，作者写了《总理和大姐的一次亲吻》、《周总理的一次“国骂”》、周总理和作者谈他和邓颖超《也曾有一个亲生儿子》等。周总理和毛主席的关系，也是现在人们十分感兴趣的话题，为此作者写了《周总理和我讲四渡赤水》、周总理和毛主席见面的几种方式等等。还有，大家都知道西花厅是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家，所有在西花厅工作过的人，都认为西花厅是他们共同的家。在这本书里，作者写了八年中在西花厅一起工作的每一个人，包括厨师、司机和服务员，他们的性格特点、工作精神和喜怒哀乐……让人们了解周总理、邓大姐培养出的西花厅的“家”风，让读者们分享在这样一对伟人身边工作的幸福和快乐。
《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纪东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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