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鸿烈的科学之路

孙鸿烈

土地资源与土壤地理学家。1932年生，河南濮阳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主要从事地区自然条件、农业自然资源及区域综合开发方面的考察研究，多有建树；长期主持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形成演化与发展问题”的综合研究；倡导建立中国生态系统试验观测研究网络；领导国家中长期（2006―2020）科技规划“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专题”战略研究；主持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专项”的综合论证；规划指导全国“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综合考察”。

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1989年获陈嘉庚地球科学奖。

1995年获何梁何利奖。

孙鸿烈今年已经76岁了，但他还没有停下忙碌的脚步。他还兼任着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973计划）专家顾问组成员和资源环境领域负责人、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西藏自治区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全国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综合考察专家组副组长、《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主编、《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丛书》主编等职务。

50多年了，从他投身于科学事业，他就从未停下在那崎岖而艰辛小路上的攀登。

走上科学之路

对孙鸿烈走上科学之路影响最大的，第一是他的父亲和父亲的同事，第二是他读中学时的良好学习环境，第三是得益于名师的教诲。

在科学家之中耳濡目染

孙鸿烈的父亲孙健初是我国名垂史册的地质学家、石油地质学家。

1937年，抗战爆发，急需石油。当时孙健初在国民政府农矿部地质调查所工作，为找石油，孙健初和几位同事受时任所长的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的派遣，到了大西北，在荒无人烟的大漠中冒着刺骨的寒风，凭着一把地质锤和一个罗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发现了玉门油矿并在第二年开发成功。玉门油矿成为旧中国开发规模最大、产量最高的油田，同时也是世界上开发最早的陆相油田之一，对中国的石油工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现在在玉门油矿高高耸立的孙健初纪念碑，就是为纪念他对中国石油事业的卓越贡献。

孙健初到西北去时将妻儿托付给同事照看，为国家舍小家。在孙鸿烈幼时的记忆里，他和母亲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那时整天在躲避日本鬼子的侵略和轰炸，到处逃难。1940年，父亲接他和母亲去了西北，一路上历尽艰辛，总算在离玉门油矿不远的酒泉安下了家。父亲平常都在矿上很少回家，遇到学校放假，父亲就接孙鸿烈到矿上去玩儿。孙鸿烈喜欢到大漠戈壁上去骑马或骑骆驼。大漠的壮阔使他心旷神怡。当时玉门油矿的工人十分辛苦，在河岸的坎上挖窑洞居住，烧原油取暖、做饭，熏得鼻眼都是黑的，但奋斗的目标是一年要产原油180万加仑。大概是1943年目标完成了，工人们头顶矿灯，踩着高跷，跑旱船，兴高采烈地庆祝。

解放前夕，兰州许多政府机关都往新疆撤退搬迁，孙健初却带领同事们挖地窖，夜里把主要仪器、图书都转移进去了。

1949年年底，兰州解放没几天，彭德怀和贺龙带几个随从到石油探勘处大院来看望孙健初。孙鸿烈说：“他们穿着军装，打着绑腿，很朴素。我们家属和职工正在院里练秧歌，刚要出发去庆祝解放，他们就进院了。在办公室和我父亲讲了一会儿，出来又对我们讲了几句话，大家热烈鼓掌。后来贺老总离开兰州西进时，还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你为中国的石油作了很大的贡献，特别在解放前夕又把重要的科学资料、仪器设备保存完好。我们祖国的石油事业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希望你再作贡献。贺龙亲笔写的，用的是毛笔，竖排，字写得很漂亮。”

父亲的同事也对孙鸿烈有很深影响。他和母亲逃难到四川北碚时，与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的科研人员住在一个院内。他们中的许多人如陈恩凤、马溶之、熊毅、李连捷、刘海蓬等后来都成为很有成就的土壤学家。那时他们住的房子是用竹竿搭起来的，墙是竹编篱笆再糊上泥。研究人员把这里叫“难民村”，条件十分艰苦。孙鸿烈说：“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这些大知识分子们仍然坚持搞科学研究，整天谈的都是土壤和肥料，所以那时我就觉得搞科研的人都挺崇高的。我就是这样在爱国敬业的知识分子圈子里接受熏陶长大的。”中国科学家们对科学事业的热爱、执着和奉献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孙鸿烈。后来他成为土壤学家，真不是巧合。

难忘西北师院附中

孙鸿烈初三时随父母从酒泉迁到了兰州，进入西北师院附中，这是兰州当时最好的学校了。因为抗战期间北京师大附中的很多老师逃难到了西北师院附中，所以师资水平是很高的。

孙鸿烈说：“这个学校非常讲究教学质量，也没有什么政治活动，升学率非常高。每礼拜一是‘总理纪念周’。我们站在操场里听老师讲演，但并不是讲‘三民主义’。我记得有一次一个老师讲怎样刷牙，又一次一个英文老师讲怎样翻译。学校还有一种民主的空气。因学校远离城市，学生住校和老师朝夕相处，尊师爱生蔚然成风。同时师生间又可自由辩论，甚至开玩笑、叫外号。学校的民主、自由的思想对我影响很深。记得当时社会上有一个《新观察》杂志，是储安平主办的，经常抨击国民党，在我们学校非常流行。我们出墙报就用《小观察》作刊名。

“初三到高三我们都是住校。全班男生住在一间大宿舍里，一进门两排上下铺，一个人几尺宽，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用的水是黄河水，靠毛驴把水驮过来。在校门口支一口大锅烧热水。早晨每人端脸盆，一人一勺热水。学校也没有饭厅，八人围着饭盆蹲在校园地上吃饭。每顿饭是一盆菜，一盆馍。一刮风端起盆碗就往教室跑。早饭只有一种菜，煮黄豆，非常好吃。同学们逗乐，规定一筷子只能夹一粒黄豆，看谁吃得快，夹得准。”

孙鸿烈在那所学校里对数学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说：“假如说我现在思维逻辑还算清楚，我认为就是得益于数学。那时老师要求严格，比如代数作业，等式我要用尺子画，所有等式都上下对齐，本上没有一处改错。老师经常拿着我的本子在全班展示。那时我的数学是拔尖的。”

孙鸿烈不仅学习好，还是班主席。他认为中学时代的良好环境不仅培养了他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且使他懂得了关心同学，为人表率。

名师的影响和教诲

1950年，孙鸿烈考上了北农大土化系。系里的两位教授李连捷和刘海蓬都是当年关照过他的伯伯、叔叔。孙鸿烈说：“大学时每年暑假，老师就带我们去张家口、呼和浩特、包头、银川等地，实地考察土壤的类型和分布规律。我们坐上汽车走几百公里以后，森林变成了草原、荒漠，海拔一高植被、土壤也不一样了。这样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内容，就与实际结合起来了。特别是当时在学辩证法，与土壤学结合起来，更感奇妙无穷，觉得土壤学有意思极了。”

大学时，孙鸿烈不仅学习成绩优异，在其他方面也严格要求自己，一二年级就担任班干部，三四年级就是班主席，四年级还是北农大学生会主席、团委委员，这些社会工作培养了他的集体观念，锻炼了他的组织能力。

大学毕业后，孙鸿烈被留校在土壤教研室当助教。这时中国科学院组织了黄土高原水土保持考察队，孙鸿烈带着学生参加了这次考察。他说：“刘东生先生也参加了这次考察。李连捷对刘东生特别赏识。刘东生的野外笔记蝇头小楷，清清楚楚，连一点勾画都没有，素描也是简单几笔、生动逼真。李连捷专门请他给我们讲了一课，就讲野外怎样观察，怎样做笔记。我对刘先生佩服极了，决心要像刘先生这样做学问。朱显谟也是那时认识的，都给了我们很多指导。”

1957年孙鸿烈考上了沈阳林业土壤研究所宋达泉先生的研究生。第一年他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听基础课，而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东北土壤分布规律这一课题。当时正值中苏合作考察黑龙江流域，其中土壤、植被、林业等专业，主要是林土所承担的，所以孙鸿烈的工作也就结合黑龙江考察进行。前苏联方面非常著名的专家，像李维罗夫斯基、柯夫达、格拉西莫夫等土壤学界的权威都来了。在这期间，还在读研究生的孙鸿烈就主持完成了一项重要的课题――在过去东北零散的土壤资料基础上加上自己的调查编成了一幅1,250万的东北土壤图。

将门出虎子，名师出高徒，勤奋出人才。结束了青年时代，孙鸿烈大踏步向科学研究的高峰攀登。

向科学战略家的转变

50多年的科学生涯，孙鸿烈在资源环境领域的贡献不仅是在某一个具体的科学问题上，更重要的是他驾驭全局、运筹帷幄的领军作用，加上他善于学习、谦和包容的人格魅力，使他无愧为科学战略家的称号。

青藏队之魂

1961年孙鸿烈从沈阳林业土壤研究所调到了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正好中科院组织西藏综合考察队，这支队伍七八十人。孙鸿烈被任命为考察队学术秘书，帮助队长抓业务。孙鸿烈从此与西藏结下了一生的情结，更成为他科学生涯的转折点。

西藏地区的重要性，早在一个世纪前就被国内外的科学家所认识了。她有世界上海拔最高也是最年轻的山脉、丰饶的自然资源、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复杂的生物区系。西藏这块神秘的土地，无论在科学上、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对我国都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却使那里的科学资料近乎于空白。1956年国家制定了“十二年科学规划”，规划中有好几项涉及西藏自然条件、自然资源的考察及开发方案的研究。此次西藏考察就是根据这个规划组织的。

进藏之前，孙鸿烈看了一些资料，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些资料几乎都是外国人写的。他说：“看完文献，我心情很沉重。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但却基本上没有中国科学家的工作。那时我就下了决心要真正为西藏做一点工作，拿出中国科学家自己的成果来。”但是由于60年代初我国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好容易组织起来的考察干了一年就夭折了。后来又开始进行“文化大革命”，更难开展什么考察研究。

终于盼来了197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孙鸿烈先后任副队长、队长。他深刻认识到青藏考察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有一个战略布局。此时的孙鸿烈主动跳出一个普通科研人员的思维方式而换位于科技战略思考。他的主导思想非常明确，就是首先要对西藏做一个全面的扫描，把各个地区的自然状况先调查清楚，所以这支队伍规模很大，有50多个专业，涉及地学、生物学、农业的许多分支领域，几乎囊括了一切自然条件。他认为如果连西藏的基本问题都搞不清楚，谈何理论研究。经过了为期20年的几个阶段的考察和总结，他和他的团队把青藏高原“像梳头发似地梳理了一遍”。到1992年，转入了深入研究阶段，“青藏高原形成演化、环境变迁与生态系统研究”被列为“八五”国家攀登计划和中科院“八五”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孙鸿烈任首席科学家。这一阶段的青藏高原研究，既围绕青藏高原形成演化的若干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在科学前沿领域开展有关学科的基础研究，又紧密结合青藏高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建设的需求，进行区域资源合理开发、生态环境恢复与治理、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等研究工作。1997年以后，青藏高原研究又连续两期被选为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项目。近几年，青藏研究不断拓宽视野。青藏高原对全球变化的影响、响应与适应对策的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青藏研究按照他的战略思路稳步地向前推进。尽管由于年龄关系，首席科学家已先后由郑度和姚檀栋等院士承担，但是他仍然参与青藏高原问题的战略研究，而西藏自治区，则更是把他当成自己人，聘他为自治区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青藏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迄今为止，中科院关于青藏考察的论文著述数以千计，先后有数千科研人员、百多个科研单位和大学参加了青藏考察，美、英、法、德、日等数国科学家也纷纷参加联合考察，而总体上看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始终位于世界前列。

青藏考察，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考察，艰苦的程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高寒缺氧，装备简陋。考察队员每年有半年的时间在这样的条件下度过。孙鸿烈说：“高原缺氧，爬山时每走几步都要停下来喘几口气。几乎每晚睡觉都头痛得厉害，要很久才能睡着。即使夏天也很冷，早晨小河都结了冰，要把冰砸开个窟窿，把冰水舀起来洗漱、做饭。水太冰了，有时连牙也不刷。交通也很困难，很多地方几乎没有路”，“伙食也很差，半年时间吃不上几次新鲜蔬菜，中午只有一两块压缩饼干用冷水冲服。经过几年的艰苦野外工作，有的同志头发都掉光了，有的同志全部牙都没了，有的同志得了心脏病、胃病，甚至有同志献出了生命。”孙鸿烈自己也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但是这支考察队伍有钢铁一般的意志，35年来绵延不断，不仅有对科学热爱的驱动力，还因为有明确的战略方向和奋斗目标。

著名作家马丽华在所著《青藏苍茫》中有一段话，是考察队员们对孙鸿烈中肯的评价：“毕其一生的贡献和付出，专业上的训练有素和多学科的综合实践，使孙鸿烈形成了科学思想上的多向思维，这对于青藏事业是至关重要的。青藏队员们钦佩他的驾驭和统筹全局的能力，跨学科的高度综合能力，说他从来自多方面的意见中，总能敏锐而准确地抓住要领，把握方向，透过现象直达本质，由此推动整个青藏研究一步一个阶梯地迈步向前……青藏队员们尤其钦佩他独具的人格魅力，无私忘我的境界，包容旷达的胸襟，是这样的魅力凝结起这样一个优秀的群体……孙鸿烈已融入青藏研究中，之于这项事业，也是一个象征。因之在本书中，他很难以个人形象出现，但他无处不在。”

发挥综合优势完成国家重要任务

1983年，孙鸿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恰逢改革开放，中央提出“科学技术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中国科学院紧跟中央开始了体制改革，日常工作异常繁忙。他除了积极落实周光召院长的各项改革措施，还始终在思考“科学院的优势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

他说：“当时中国科学院有三大块的工作：一块是基础理论研究，一块是技术科学，再有很大的一块就是资源环境。这一块是科学院几十年一直做的工作，也是很有特色、非常强的一个方面。”

中国科学院是自然科学综合研究单位，在资源环境领域的优势是学科多，有地学、生物学等，研究所也多，但是当时这些专业和研究所基本上是各干各的。青藏考察综合优势的发挥，使孙鸿烈深刻认识到，要根据国家的需求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必须发挥中科院的综合优势，否则科学院的价值就无法充分体现。1986年“中国科学院第一次野外台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议论到加强中国科学院野外生态试验观测站的联合问题。孙鸿烈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发挥科学院综合优势的一条途径，是关系到科学院在资源环境的领域里能否再深入一步，再前进一步的重要战略措施，决定联合二十几个台站形成研究网络。

在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信息化这个术语的年代，孙鸿烈和同事们就认为这些进入网络的台站，要有统一的目的、统一的要求、统一的规范、统一的设备。为此，他专门请赵士洞研究员领衔带领一支队伍，用了一年时间，拟订了一个详细的观测规范、指标体系。孙鸿烈说：“这样我们就可以作出一篇很大的文章：‘中国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生产力。’这个网络要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我们把这个网络叫做‘中国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英文缩写就是CERN。”

开始建站时他们碰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钱，那时很多台站还是茅草屋，更谈不上什么现代化的仪器设备，要从基本建设做起，需要很大一笔钱。孙鸿烈说：“我们就想到向世界银行贷款。开始大家还担心怎么还，我就说，先贷了再说。”几经曲折，终于贷到了部分款项。

孙鸿烈说：“建站初期，二十多个站分散在全国四面八方，有的地方穷得连路都没有。而这些站要建房、修路、进设备、调试安装，谈何容易！当时具体工作都是赵士洞同志和他的一班人在做，其中的艰辛、困难无法用语言描述。”

后来，这些台站不仅积累了重要的数据，而且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千烟洲站，他们把一片原始的完全荒芜的丘陵按生态原理综合开发利用，经营柑橘，三年就收回了投资。”孙鸿烈说。

CERN1993年启动，1998年12月31日完成。现在观测的数据都在网上，可以全球共享，对推动全球生态系统研究起到重要作用。在国际上，CERN现在很有名气了。

世界银行对CERN评议过多次，不少评语是“非常满意”。2006年11月世行官员评价：“这是环境项目中最成功的一个。”

现在，科技部在建立一批国家重点野外观测试验站，请孙鸿烈任国家站的专家委员会主任，负责规划和评审。

1994年，孙鸿烈从行政领导岗位退休，但繁忙的科学规划、论证、评议、咨询……工作使他感到现在比以前更忙了。他说：“人还是忙些好，忙了就不觉得老了；况且还白给你个学习机会。”对于一位在科坛上叱咤风云五十多年的领军人物，他仍然那样虚怀若谷，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