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还是上世纪70年代初号召读马列时细读过的。这次搬家整理书籍，无意中在书堆中发现了。拿过翻读，见到上面用红笔密密麻麻写着的稚拙的读书心得，不禁有如见故人之感。于是重读了一遍。
恩格斯写作这本书的起因，是19世纪70年代，德国柏林大学一位叫欧根・杜林的讲师，向马克思主义理
我初读《反杜林论》时，既对恩格斯缜密、坚实、深刻的驳论和对真理的科学阐释佩服得五体投地，又对杜林这个人很感兴趣。觉得此君有“三大”，一是胆子大，用北京土话说就是“敢着乎”，竟敢对整个科学发起挑战，如《反杜林论》全称所标示的，自诩是“欧根・杜林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二是口气大，动则要建立“体系”，要以全新的姿态君临世界；三是谎言大，种种宏大的立论原来都是建筑在沙滩上的空中楼阁，经恩格斯根据科学实践和理论辨析一反驳，即倾刻倒塌。连柏林大学都因为杜林太臭，而解除了他的教职。为此，恩格斯还提出了异议，认为不能因此剥夺一个人的教学自由。
当时，我感到杜林很可笑，但由于眼界有限，觉得杜林这种人是德国特有环境中的一个稀有产物。在中国，这种人不多。这次重读，经过近四十年的磨砺，视野有所扩大，再看杜林此人，竟觉得很眼熟。
鲁迅在世的时候，1936年5月6日、9日两天北平的《东方快报》刊登了署名雪如的一篇报道：《鲁迅没有伟大的思想统系――范任在国际文艺座谈会讲论》，说的是一个叫范任的人俨然以所谓的“伟大批评家”自居，以“没有伟大的思想统系”否定鲁迅，并煞有介事地要创造什么伟大的“系统”思想了。然而，鲁迅先生对之不屑一理，连提都没有提过。此人不久也就烟消云散，无影无踪了。
这个范任有点儿杜林的味，却连杜林那样炮制长篇胡言的精力都没有。但从中也可看出那些声称要创造体系的狂人，往往是历史的匆匆过客，昙花一现而已，经不得实践检验的。
现而今又怎样呢？似乎杜林式的人物不是消失，而是更畅行了。学术界就常听到有人自称“大师”，也有人为获利得宠而肉麻吹捧别人为“大师”。这些“大师”们，不仅自己不屑于搜求文献，做艰苦细致的文献工作，就是现成的文献资料也不注意保护，任其废置。而热衷于凭空造车，自作聪明，云山雾罩，铺天盖地，发出对前人所做的一切都要加以变革、重造崭新体系的狂言。但却没有见到有人像恩格斯那样根据事实，据理一驳，以至于这些所谓“大师”如入无人之境，洋洋得意，甚至因吹牛而高升，而得利，而出大名。那些孜孜??、埋首实学的学人，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因为“杜林作风”可使人不费力即得大利，而以文献实证为本的诚笃学者则苦费力而收益甚微甚至无利可得。所以此风便如瘟疫般传播起来，一些急功近利的年轻学子也就步“大师”后尘而学之，争相比赛吹牛，以为题目越大、口气越狂就越有水平，撇实学而不为，弃文献而不哂，学风因之日下。难怪任继愈、金开诚、汤一介等著名学者呼唤当今学术界提倡扎实的学术风气，坚持认为学者做学问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品意识呢！但呼唤归于呼唤，这些“大师”们依然我行我素。这种种现象令人不觉感慨：如杜林生在今日之中国学界，也不会因为恩格斯的驳论而被剥夺教职，反而会靠着信口胡吹和大本大本不断出版吹嘘记录而果如其愿坐上权威宝座了。要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现象，需要恩格斯《反杜林论》式的科学驳论，以正是非，辨虚实，也需要学术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使得杜林式的人物难以存身，而坚持扎实学风的学者得到鼓励。
其实，历史的事实早已证明：自称“大师”者往往绝非大师，真正的大师倒从来不自认什么大师。声称自己无所不通者，往往什么也不通。真有所通的学者，会越学习越感到自己的不足，越有自知之明，越是立言谨慎，觉得能守住一点就不错了，绝不会自我膨胀、忘乎所以、包打天下的。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样样都通。尤其在学术文化迅速发展、学科多如天上繁星的今天，更是不可能事事通了。扬言创造体系者也往往不过是历史上的过客，其所谓“体系”，不过是海市蜃楼，一纵即逝，幻影而已！像钱锺书那样的真正的大学者，是从来不追求什么体系的。因为学术的进展，是靠一点一滴的资料发现、文献考证、学术辨析推动的，狂言大话不过是泡影罢了，不会给学术史带来任何新的东西。像杜林之辈，如不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给他记载下可笑的一笔，谁还知晓世上曾经有过一个叫杜林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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