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5日是周恩来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第一代中央集体领导的重要成员，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他所深爱的祖国
美术界对周恩来的缅怀同样是绵绵不尽的。如果要列举一位革命伟人和中国美术的关系的话，周恩来无疑是最密切和最具体的。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进程中，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自觉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无论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人民共和国全面建设的征途中，都对中国美术的发展给予了直接的关心和领导。他本人在文艺上的天赋与素养，使他对美术发展的规律有深厚的理解；从战争时期到和平年代，他与齐白石、徐悲鸿、何香凝、黄宾虹、刘海粟、傅抱石等一大批20世纪中国美术名家的交往，已成为美术界和全社会传颂的佳话；而他亲历亲为领导的许多重要美术活动和工作，更是事关中国美术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可以说，周恩来与中国美术的关系，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历史的重要主题与独特篇章。
主题十分清晰，文章尚需深研。中国美术馆策划主办《周恩来与中国美术》这个展览，就是试图从研究的角度入手，通过寻访和钩沉，展现周恩来与中国美术方方面面的关系，其中包括梳理已有文献，沿着线索继续做深入的追踪走访，以期获得新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对资料的整理，形成周恩来与中国美术这个主题的有机结构。在这个过程中，美术界的许多同志特别是老一辈著名艺术家和学者以及摄影界的名家、相关机构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尽管限于时间的局限，资料难以获齐，但是，关于这个主题的基本序列和结构得以构建了起来，这个主题的价值及其内涵更是愈见鲜明。
周恩来深受世人爱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既有政治家的品质和素养，又有文化人的情愫与爱好。他热爱生活，也热爱艺术；他懂得生活，也懂得艺术。他自幼学习诗礼，研习书法，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少年时期，他在诗词、演说、戏剧等诸多领域都显露出超群的能力。在学生时代，他有很强的组织和领导才能，善于通过自己的文艺天赋和素养，利用文艺形式从事各种社会活动。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已经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中形成了包括美术在内的对文艺独到的理解与认识。这次，我们十分欣喜地在天津博物馆发现了1921年9月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从事共产主义活动时期寄给国内“觉悟社”同仁的三张西方美术明信片原作，就是一个重要的收获。他寄出的三张明信片有绘画也有雕塑，其中米勒的《拾穗者》和罗丹的《青铜时代》都是西方美术的杰作。从这种选择中，可见他重视和欣赏有深刻思想内涵并具艺术表现力的美术作品；他在信文中对这些作品的介绍虽然简短，但十分精辟，如评价米勒是“写实派的巨子”，就点出了这位画家的历史地位；他在信文中还介绍罗丹的作品藏于“鲁渥美术院”（卢浮宫）、奥特锐松的作品藏于“卢森堡美术院”（卢森堡美术馆），足见他对美术名作的了解十分深入，并让人遥想他在巴黎期间踏访美术博物馆的身影。这些珍贵原件的发现，不仅证明了周恩来对美术的兴趣与关注，也证明了他的选择和向国内介绍的动机实与当时如火如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密切关联，是以文艺为启蒙的时代思想的体现。
周恩来与许多中国美术家的关系总是美术界的长者们如数家珍的话题。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周恩来的人生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紧紧连在一起，但与此同时，他亲自关心过许多美术家的成长，尊重他们的艺术，与他们探讨美术创作的规律，并且推动美术界的团结。在亲切的教诲和真挚的情谊中，美术家的思想受到鼓舞，艺术方向更加明确，创作更有动力。这次展览筹备收集到的大量文章，无不从许多方面汇集成中国美术家对周恩来的深厚感情。在中国美术家的心目中，他是一位伟人，更是一位挚友。
20世纪的中国美术是在极为复杂的文化境遇中发展起来的。从20世纪前半叶战争与动荡的条件，到20世纪后半叶新中国建设的不平凡历程中，中国美术在各种艺术思想的激荡中逐步鲜明地形成了时代发展的主流，形成了继承传统、关切现实、面向社会、反映生活、服务人民的正确路向。这个过程和成果就包含了周恩来对美术工作的长期关心与许多直接领导。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美术工作都是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及党驻国统区办事处负责的。他十分重视文艺的特性和规律，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宣传并发展了抗战美术的方针，直接指导国统区的美术工作，促成了国统区与解放区的美术交流，为发展抗战美术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为创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新文艺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党如何领导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课题上，贯彻并丰富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一个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理，周恩来对美术工作的关怀之多，与美术家的关怀之密，是极其难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特殊身份和具有丰厚艺术修养的学者品格使他在领导美术的工作中，不仅仅是以总理的身份来对美术工作提出要求，同时也以学者的品格切入。他在中国画院的创建、全国高等美术院校的教学、工艺美术的发展、美术出版及美育普及等方面都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对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中国美术馆等重大工程的建设也给予了直接的关怀，从建设审美和文化意义的角度发表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在亲临视察许多以美术形态为主的文化遗产时，他作出了抢救保护和面向社会服务的许多重要指示。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不止一次挺身而出关心、保护美术家，为他们带去希望和勇气。周恩来为中国美术建设所作的贡献，被后来的历史证明都真正恩及了社会与来者。
对20世纪中国美术而言，周恩来亲历亲为的许多事件在今天看来更加突显出学术价值与政治意义的一致性。例如：在周恩来领导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期，他往返延安和重庆之间，有多少党的重要文件和资料要携带，但他不忘把延安美术家创作的木刻作品带到重庆，参加“全国木刻展览会”。此举对于延安和重庆的木刻界来说都是重要的，因为自新兴版画运动发端以来，中国版画便以它犀利的战斗锋芒成为最有力量的艺术，抗日战争使新兴版画分为了以延安为代表的解放区木刻和以重庆为代表的国统区木刻，美术家两地相望但难以交流。周恩来带去的延安木刻，具有解放区火热的生活风情与因吸收了民间艺术而形成的活泼风格，可以说犹如一股崭新的清风吹入“雾都”重庆，令民众看到了解放区明朗的天空，令重庆版画家看到了思想战友的新作。除此之外，此举使延安的美术成为“全国”美术的组成部分，含有全民族思想相连、同仇敌忾的深义，而它的实际影响还远不止在版画家，徐悲鸿在看到延安木刻作品后即发表文章写道：“我在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1942年10月15日）下午3时，发现中国艺术界中卓越天才，那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古元”。其欣喜之情、叹佩之心溢于字里行间。正是贴近民众、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延安美术作品，感染和影响了包括徐悲鸿在内的大后方美术家群体，延安美术所展现的崭新的艺术观念由此直接产生了作用，这种作用在后来中国美术的发展中清晰可见。再如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民族艺术的代表，中国画的发展面临着新的选择与考验，也遭遇到不同的意见乃至纷争。如何使中国画艺术在走进新时代之后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并且传承光大，这是事关民族艺术前途的大事。身为总理、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以政治家的高度，亲自抓了中国画院的组建与成立，使得一大批著名中国画家得以受到体制的支持，专心创作，也因中国画院的建立，中国画创作进入了更高的学术研究层面，在集体创研的氛围中产生了许多佳作。更重要的是，中国画院的建立，体现了国家对民族艺术的重视与保护，使之走向健康发展的大道。如此等等，在今天回首之际，更能看到周恩来所做的这些，都事关中国美术发展的战略要义。
对于周恩来和中国美术这个课题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但汇集起来的文献和作品已达可观。在杜修贤、吕厚民、侯波等著名摄影家的支持下，一批摄影作品让人看到了周恩来与中国美术在一起的形象与神采；反映周恩来总理的美术作品更是从1950年代就常见于各种美术形式的创作之中，从中国画到油画，从年画到连环画；在他逝世之后，美术界集中创作了大批作品，除了表达美术家自己的深情怀念，许多作品透溢出1970年代后期整个中国美术思想转型的端倪，仅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各类表现周恩来的作品就达40多件。可以相信，通过这次展览和出版，将引动更多健在的“当事”艺术家的回顾和学者们的研究，从而使这个课题更加丰满起来。
《周恩来与中国美术》，范迪安、陈履生主编，广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2月第一版，1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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