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相逢或有知？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进程里，外国文学学者乃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学术群体。与当代外文学者相对处于学界边缘状况不同，那代学人不但是本学科筚路蓝缕的开创者，形成了学有专长的“专家之学”；而且往往身兼中国新文学的创造者与学术文化场域的中心人物，长袖善舞于更为广阔的

对董问樵先生（1909-1993），是在对学术史的梳理过程中，不断得以亲近的。记得最初接触董氏，是因为他的译作《浮士德》。当时觉得这部皇皇大著，要译成汉语，可真地不简单。高山仰止之情，油然而生。但到了真正进行学科史研究，才意识到问樵先生，关涉到德文学科的另一条学术史路径的清理，即复旦大学的德文传统。

作为近代以来中德交往的重镇，上海的重要性其实不应忽略。从20世纪初，同济医工学堂之兴建，到20世纪末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的建立，沪上德国文化势力的存在，确实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甚至可以说，上海乃是北京之外，真正可以形成规模的德国文化存在。同济、复旦固然各以其不同态势（一为德国传统、一为综合名校）而著名，此外则上外（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华师（华东师范大学德语系）也都成犄角之势。这里重点要指出的，当然是董氏与复旦的德文学科传统的关联。

复旦的德文是有其传统的，当年马相伯创办震旦，就特别注意多种外语的教学，后来脱离震旦而创办复旦，开辟了中国现代大学的另类路径。复旦的德文学科创建于1940年代，成为现代中国语境里不多的专业德文之一。但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时，复旦、同济等沪上德文重镇尽皆归并于南京大学德文专业；到了1970年代后复旦才开始重建德文。但学科传统既已中断，要想重振昔日雄风，又谈何容易？但无论如何，就凭作为最初创办德文学科的南方大学之一，复旦当年的学术气象与世界胸怀，亦可见一斑。

董问樵于1930年代先后求学于柏林大学、汉堡大学，获得的是经济学博士，做的论文是《中国财政学研究：以当代新秩序为特别关注视角》（Dung, Bi: Eine Studie über die chinesische Finanzwissenschaft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ihrer gegenwrtigen Neuordnung. Diss.iur. Hamburg,1934.）。但日后留德归来，在历任四川大学法学系教授、重庆大学贸易经济系教授后，最后却出任了复旦大学的德文教授（1951年起担任德语语言和文学课程，1979年后任专业主任）。相比其相关译著如《全民战争》（ErichLudendorff）、《亨利四世》（亨利希・曼）等，我更看重他的两部著作：即《席勒》与《〈浮士德〉研究》。

1980年代的董问樵，过古稀而望耄耋，却在这垂垂老矣的时代里，为世人奉上了两部关于德国古典文学重要作家的研究著作，这在那代人里是尤为难能可贵的。1984年出版的《席勒》应该说是20世纪中国学者研究席勒文学创作的唯一一部专著。此书篇幅不大，上篇为“生平・诗歌・美学观点”，以大部分篇幅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席勒的一生历史轨迹；下篇为“戏剧”，主要是对席勒已完成的九部原创戏剧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对每部戏剧，基本都提供出历史背景（或写作经过）、剧情概要、思想内涵和人物性格、社会意义等。应该说，作为一部席勒生平与戏剧的概论和介绍性著作，此书是成功的。其中也不乏开阔视野与真知灼见，如作者对席勒未完成或尚构思中的剧本的关注，对席勒关于悲剧精神的阐释等，认为“席勒的思想是在曲折道路上不断发展的”；但有时候也难免落入到那个时代的思维特定模式中去，如说：“从《强盗》到《威廉・退尔》，就是从争取个人的自由，提高到争取人民的自由，这是巨大的飞跃。”（董问樵：《席勒》第242-24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从狂飙突进时代的“横空出世”到古典主义后期的“深沉厚重”，席勒的思想变化不言而喻，但是否其思想进路就是简单的“由个人自由到人民自由”的“巨大飞跃”，值得细加探讨。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立论严谨且风骨高标的学术性研究，尚有待来者。

1987年，董问樵又鼓其余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即翻译《浮士德》过程中发表的文章）完成了专著《〈浮士德〉研究》。那代人的研究，带有明显的资料转贩的痕迹，自家的学术思路突出有限。这放置在董先生身上，也不例外。此著分上、下两篇，前者所谓“从翻译到研究”，主要不外乎对《浮士德》的鉴赏评析；后者则主要是对“西方的《浮士德》研究”的介绍。董问樵曾如此追忆他与《浮士德》的结缘过程，他自述1928-1935年留学德国，曾有机会看过电影《浮士德》，“虽然只是第一部，而且对原著改动甚大，但剧中人物形象一直萦绕我的脑际，数十年来不能淡忘”（《前言》第2页）。

当然我更感兴趣的，是从席勒到歌德的研究对象迁变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董问樵先生学术思路的演进。董氏认为：“歌德原与席勒并称，但自席勒早逝以后，歌德即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古典文学的高峰，因为他得享高龄所以贡献特大，他哺育了德国后来继起的历代文学家。”（第249页）就中国的德文学科史而言，杨丙辰先生首开风气，开拓了最初的歌德研究；但到第二代才算是“立定根基”，冯至先生在1940年代完成的《歌德论述》，虽然仍非严谨的学术研究，但以其独到的见地和高明的眼光，基本标立了中国日耳曼学的一种思想高度；若论及对德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实绩与见地，可以一比者，在南方既非有“北冯南商”之誉的南大外文系主任商承祖，亦非曾获联邦德国总统大十字勋章的“北冯南张”的翻译名家张威廉，而应算是这位留居沪上、执掌复旦德文专业的“北冯南董”之董问樵。在第二代德文学者中，董氏算是后来者，他比冯至还要小四岁，与商承祖、张威廉相比就更是小弟弟了。冯至早在1940年代就发表了其学术成名作《歌德论述》，进入1980年代又增补为《论歌德》。但若就学术实绩论，董氏的两部论著，确实不应忽视。《席勒》与《〈浮士德〉研究》是本学科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种事实存在；如果说论歌德，冯至可谓“崔颢题诗在上头”，可要谈到席勒研究，董氏下的功力比起1950年代多次谈论席勒、“经世致用”的冯至可要显得深厚。

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研究者，董问樵的学术视阈显然颇为开阔。他注意到与德国文学研究相关的各个学科，譬如说德国文学汉译史、德国的汉学研究、日耳曼文学研究等，并强调彼此之间的关联性，这对一个从事文学研究者而言既属必要，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亦属难能。德国古典文学以歌德、席勒为代表，显示了诗人之思在思想史层面可以达到的高度，其中重要的凭借，就在于对知识领域的求知无限的学习态度；对这一点，没有宏通的学术视域是难能有深刻理解的。董先生开辟的这个路径，值得重视。

当然，作为翻译家的董问樵，也值得关注。别的不说，仅就《浮士德》与《亨利四世》两部大制作而言，就足以留名史册。前者是重译，后者却是有独立承当的开新之功。但董先生的个人与家庭生活，似乎并不太幸福（其夫人王伯英有过回忆，此处不详论）；而且又因个体经历，饱受政治上的干扰（曾被作为“特嫌”）。如此背景，而能著述如此，读前辈书，想念不已。吟到嘴边的竟然是那句：后世相逢或有知？对于董先生这代人来说，一生的黄金岁月是被耽搁了。从留德归来到改革时代，这其间有多少的宝贵光阴可以用于学术啊！可他们这代人，却没有这个幸运。如果说，在民国年间，他因为生计原因，徘徊不定而无法安心治学；那么到了共和国时代，又一度因为政治干扰而难得静坐书斋。但值得特别肯定的是，在1980年代的最后岁月里，他居然完成了一生中的留痕之作，实在是非有绝大之毅力而无法做到。我们应该承认，董氏的老年用功近似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这是一种值得后人学习的学人态度。

学者终究是要“就学论学”的，别的东西，即便能煊赫一时，但终究无法判定于一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并非科班出身的问樵先生的坎坷学人路，给我们启发多多。当在静默的书斋里，后来人与问樵先生悄然遭遇之时，不知晚年在书斋里孜孜用命的先生，是否偶尔会有过这样的念头：后世相逢或有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