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的写作是一次长途跋涉，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到了最后，竟至筋疲力尽，放声而哭。
这一次，我是与自己的体力、才力、心力作了最大的较量的，甚至到了一个写作者能够承受的生命极限。近50万的字符密密麻麻地摆在字纸上，像觅食的蚁群，阵势壮阔，却卑微可怜。我不禁问自己，文字到底能给人类带来什
悲凉过后，我陷入麻木。因为从我指缝里挤出的文字，一旦形成规模，就有了自己的生命，你即便是个创造者，却也不再拥有支配其命运的能力。这一点，与上帝的境遇相仿佛，他虽然创造了人类，却拿芸芸众生没办法。
我的意思是说，《玄武》既然已经完成，它今后的命运――或衰或荣，或悲或喜，不再是我关注的话题。世间的荣誉是给人类预备着的，上帝不指望芸芸众生的奖项。这个比喻很蹩脚，但它指出了真相：在文坛上存活并经受评判的是作品，而不是作者；作者的使命只是“完成”。之后的自尊是什么也不说，即：静观，边缘化。况且，精神之光在坚硬的现实中，从来是微弱的，所以，写作者纵然有超人的天赋和超常的感悟，也绝不会成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王”，他只能做自己的精神之王。
《玄武》的写作之旅，之所以疲惫，是因为他涉猎了人与土地这个重大主题。
我对诺理斯的“小麦三部曲”和怀特的《人树》怀有极大的敬意，这两部书，我每年都要重新阅读一次。它们对人与土地的关系的挖掘，既有历史的脉源，又有人性的深度，几乎到了后人不可超越的地步。我称它们是关于土地的“圣经”。所以，面对中国大量的走红、获奖的农村题材的作品，作为一个以写乡土为主攻方向的作家，我并不觉得有丝毫的压力，相反，我有一种沉静的自信，觉得“伟大的乡土叙事”对中国文学来说还有“填补”的机会。我写作《玄武》的勇气便由此而生。其间还不断地得到了邱华栋先生的点拨，又吸收了胡安・鲁尔福和埃林・彼林的文本营养，我的信心就更足了。
同时，我之于乡土写作，有着客观上的优势。我出生和成长于京西的山地，有刻骨铭心的土地记忆。走出校园之后，我一直工作在基层乡镇，从指导农民科学种植的农技员做到了能够“左右”土地的局部命运的乡官，其生活状态均是乡土的，生命的受用，也是土地上的阳光雨露和“原生态”的乡村情感。这就意味着，我的土地文字，是感同身受的，是从大地的血管里流淌出来的，而不是在封闭的书斋里的主观想象和臆造。或许它不够雅逊，不够精致，但，真实而准确。也就是说，它具有土地自身的品质。
如果必须给“土地”一个文学上的意象，那么，这个词就是“黑夜”。黑夜是个神秘而巨大的存在，它一片空茫，无边无际，有无限的可能性。它既可藏匿什么，也可呈现什么，绝不像阳光下的物事，泾渭分明、一目了然。因此，温柔与坚硬，明亮与暧昧，恩情与仇怨，贞淑与猥亵，大度与褊狭，忠诚与反目，高贵与卑下，微笑与血泪……是相伴而生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不此不彼、既此既彼。
比如说土地上的悲剧。一切的悲情与怨事，都非由“蛇蝎之人”所造成的，也非盲目的命运使然，而是由乡土中的每一个人共同制造的――他们都不是坏人，也根本没有制造悲剧的本意，他们只是本分地扮演着生活“分配”给他们的角色，每个人都有为何如此行事、如此处世的理由，每个人的理由也都符合社会确立的人情与伦理――一切都是顺乎自然的发展，无可无不可，无是也无非，既无善恶之对立，也无因果之轮回；然而，正是这种自然状况下的“无罪之罪”，这些“通常之人情”，毫无预谋地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
一句话，在土地之上，每束阳光都有其照耀的理由。生活的真相，使世俗的道德标准和社会纲常常常处在无法指认、无法评判的地位。
所以，《玄武》的写作，我心血的凝聚之处，是努力挖掘、探求和呈现土地上的种种“理由”，而不是主观评判。这样的写作姿态，或许有些偏低，但与“良知”接近，与心灵的安妥有益。
我的本意还在于，用这种最“原始”、最质朴的方式，为读者提供一个超越世俗的是非、善恶的道德评价，而进入到经验的内部、人性的深度的“黑夜”一般的文本，因而在“共同的作用”下，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建立一种道德之上的“道德”、伦理之上的“伦理”，即：土地道德，或大地伦理。
这种道德与伦理最核心的部分有两个关键词――
一是包容；二是悲悯。
或许还有第三个关键词，即：自醒，或自我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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