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08年的30年，中国社会始终处于急速的变化之中，与此相伴，中国人的读书生活也不断变幻着场景和主题。30年的阅读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思想史，也是一部社会变迁的历史。“解冻”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用“久旱逢甘霖”形容他对1978年的感受。“你无法想象那个时候人们对知识、对图书的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对1978年最深刻的记忆则是大学校园里的“小书店”。“每天课余休息，只有十分钟时间，我几乎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了去，看有没有到新书。那时候，一本新书到书店里，过半天时间，甚至几个小时，就会被一抢而光。去晚了的话，就只有徒唤奈何了。”许纪霖说。
那时所谓的“新书”，其实主要是文革前出版的一些图书的重印，像杨沫的《青春之歌》、巴金的《家》、《春》、《秋》等，还有苏俄文学，以及18、19世纪的西方文学名著。
“启蒙”
在徐友渔看来，1980年代接续了五四时期的启蒙传统，是价值观的一场拨乱反正。那时，特别热闹的是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人性”、“大写的人”、“个人的主体性”、“个人的自我设计”等成了人们挂在嘴边的词汇，随时随地都能引起一片争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加缪的小说由此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存在主义成了许多年轻人的新信仰。徐友渔回忆说，柳鸣九那时写了本《萨特研究》，其实主要是资料性的、研究性的，但发行量非常大，而且还引来了思想比较左的一些人士的批判；甘阳翻译的《人论》其实是一本比较专门、难懂的哲学著作，但人们望文生义，以为它是一本谈人的书，结果这本书出版后一年内就印了20多万册。
1980年代另一个突出的特征是人们热衷于讨论宏大的问题，关心中国向哪里去的问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回忆说，他那时读了大量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版的思想著作，如南斯拉夫领导人卡德尔的《新南斯拉夫的道路》、德尔拉斯的《新阶级》，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的《第三条道路》，匈牙利学者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等。“读这些书，可能还是想为中国的改革寻找一个参照，有很强的现实关怀的情结。”雷颐说。
“文化热”在1980年代中期达到其高潮，代表性的事件是三套丛书的出版。一是金观涛等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版），主要译介西方科学哲学等方面的一些著作，包括“老三论”、“新三论”等；二是甘阳等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三联版），主要译介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著作，如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等；三是汤一介等编的“中国文化书院”书库，主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介绍和弘扬。在那一时期，各种各样的理论思潮先后登场，各领风骚，“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热、尼采热、萨特热、海德格尔热……都曾席卷读书界，令读书人特别是青年学子为之疯狂。
“就阅读而言，80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令人振奋的年代。那时，大家都读一样的书，知识结构也比较相似，所以能够在一起讨论和争论，非常热闹”，许纪霖认为，“但那时大家知识准备并不够，读书往往不求甚解，所以经常游谈无根，还没有学理上的深入探究。另外，当时大多数人对传统文化是全盘否定的，这也存在很大问题。”
“分化”
在许纪霖的印象中，1990年代前半期，出版界、知识界曾经有一个人心浮躁，“知识无用论”再度浮现，发财梦盘桓在每个人的心头，“那时出版了很多迎合市场的图书，而有品位、有价值的学术、思想图书既没有人写作和翻译，也没有出版社出版。这种情况持续到90年代中后期才有所改观。”许纪霖说。
而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知识界出现了巨大的分化。徐友渔认为，1990年代以来思想文化图书的出版有几类最值得关注：第一是后现代思潮，“如果说90年代以后中国的出版和读书界还有什么公认的热门，那么要说是非后现代主义作品莫属”。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始于杰姆逊1980年代末应邀在北京大学作“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专题讲座，但那时候影响并不大，大家只是觉得很新鲜。后现代大行其市是在1990年代，像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都曾出过多个版本，其他后现代名著大量引进，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著作也蔚为大观。第二是反现代化、反全球化、新左、批评西方霸权等思想倾向的著作大量出版，代表性的如华勒斯坦的《自由主义的终结》、乔姆斯基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萨义德的《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和彭慕兰的《大分流》等。“从心理上说，这些书籍更投合中国读者的口味。不过也形成了一种不协调和张力：一方面是大力从事现代化建设和推行市场经济的国策与现实，另一方面却是对这些价值和目标的诘问和批判。”徐友渔说。第三类是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自由主义理念、宪政理念方面的图书，有代表性的图书包括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还有梁治平、贺卫方主编的“宪政译丛”等。
“多元”
经历了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和1990年代的分化与纷争，中国人迎来了阅读生活日益多元繁杂的新世纪。这早已不是30年前那个知识匮乏、一书难求的“短缺时代”，而是一个图书海量出版、读者不知该读什么的“过剩时代”。“那时的痛苦是无书可读，而今的痛苦是无从选择。”许纪霖说。
如今的图书市场，一边是大量翻译出版西方最新的思想著作，一边是国学日益引起学界以至普通大众的兴趣；一边是传播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理念的图书不断问世，一边是批判市场化、反思现代性的图书拥有了越来越大的市场；一边是对时尚和新思潮的追逐，一边是怀旧情绪的泛起，古典名著（如论语，如古希腊名著）勾起了更多人的阅读热情……多元乃至于互相矛盾的阅读现象同时上演，让我们几乎无法为当下描绘一个统一的阅读图景。“选择图书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选择的权利只能留给读者”，雷颐、许纪霖均如此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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