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走在谁前边

摄影／田俊

本文试图勾勒出改革开放30年来国人阅读状况变

受时间、经历、视野，以及版面篇幅等的限制，本文必有许多遗漏，即便是留取的部分，也不见得精当。之所以不揣浅陋野人献曝，是出于以下考虑：世界前进的节奏越来越快，时间的容量越来越大，也许这30年的变化总和，后世只要5年就可实现，因而后30年的阅读状况，站在当下是完全没有把握想见的（更不要说左右）。早有古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是形容事物发展的不可预知性（却也暗合螺旋上升的规律）。在我这个岁数，做事情总还是为着将来多一些，阅读史，更有着无限的未来，既然无法左右，那就干脆做好服务工作――如实记下一笔，将来总能有点用处吧。

除了上述两方面的意图，其实还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阅读引发的思想活动，对它所依附的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究竟应该是主动性多一些好呢，还是被动一些好？这也是“谁走在谁前边”的意思。是为题记。

我要读书

1974年，叶兆言高中毕业。因是家中独子，他没有像其他大部分同龄城市青年一样上山下乡，而是进了工厂，干起了钳工。当工人并不好玩，成天和机器打交道，那种完全机械的工作，很快就让他感到厌倦。想读点书、学点什么的念头像草一样疯长，虽然并不明确自己想学习什么，却仍是一门心思地想读书，“像写《半夜鸡叫》的高玉宝一样。又仿佛是大姑娘想嫁人，嫁给谁不知道，只是春心荡漾，已做好了充分的爱的准备，就等着实实在在地去爱一个人”，“当时想读书的欲望太强烈”，以至“不能读书意味着世界末日”。（《我的1977》，中国华侨出版社）

“文革”十年对文化的严重摧残，对新闻出版的严格控制，致使公众精神生活一片荒芜。“文革”结束后，那种“不能读书意味着世界末日”渴求的集体释放，终于引爆了席卷整个80年代的文化热潮。

开禁

热潮初期的动人景象出现在大中城市的新华书店前，出现在各大高校的图书馆里……

作家韩小蕙回忆自己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后的情景：“那时我不分冬夏，每天清晨6：00起床，略事梳洗，6：20准时迈出宿舍门，有课时就到教室早读，没课时就走向图书馆，一边等待开门一边或背古文古诗，或读英语，或看各种书报杂志。

图书馆门前每天早上都拥满了人，要在一开门时就冲上去占座，稍晚一会儿就没地方了。这也是因为当时全社会都有苦读风气，跟今天人人都在谈赚钱、谈歌星影星明星、谈养生健美化妆术一样。当时书店门前经常排起长龙，一排就是三五里地，什么《基督山恩仇记》、《茶花女》、《悲惨世界》……多少年没见过这种书了，一开禁，人人都兴奋得像小孩子买炮仗一样，抢着买。回想起那日子，真像天天下金雨似的，舒心，痛快！”

书店门前排长龙的记忆，也出现在诸多从那个年代走来的学人的叙述中。从事后披露的资料看，早在1978年3月，为了迅速地缓解巨大的社会文化阅读需求与书店无书可售的矛盾，国家出版局曾召集北京、上海、天津等13个省市的出版局（社）和部分中央出版社，要求对“文革”前出版的图书进行审读、修订，紧急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这一举措甚至动用了国家准备印刷《毛泽东全集》的储备纸。那年“五一”节期间，人们在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新华书店门前排起了长队，等待这些书的统一发售，《子夜》、《儒林外史》、《家》、《春》、《秋》、《悲惨世界》、《哈姆雷特》等曾遭封禁的文学名著，开始再度走进寻常百姓家。

“禁”与“解禁”的转换成就了一次历史性的反弹，1979年4月《读书》杂志正式创刊，一篇《读书无禁区》的文章成了一个显著的标志，这个口号也成了“阅读界”思想解放的先声。在其他领域，类似的反弹一样汹涌如潮。“你问我爱你有多深，爱你有几分”的“靡靡之音”，在只讲“战友情”、不讲“爱情”的无性别文艺生活统治十年之后，俘虏了全中国的耳朵。首都机场新机场大楼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中的全裸女性画像，让北京城“能走得动的一半儿都去看了”……

“跪着造反”

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一些地县的农民开始不再偷偷摸摸地忙活“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城市里的青年人则在热切议论着朱光潜、李泽厚的美学和舒婷、顾城们的朦胧诗。那真是一个孕育着无限生机的新时代的开端。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来了，“走向未来”丛书来了，“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来了，萨特、弗洛伊德、马克斯・韦伯、本雅明、海德格尔、福柯、波伏娃、亨廷顿……仿佛是大家共同的亲戚；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女权主义……也成了时髦名词。

然而思想界的解禁并不像前文描述的那样，是一种全力向前、发足狂奔的样子――事实上，《读书无禁区》就引发了激烈争论，受到了批评和一些人的攻击――它仍然是在多种力量的牵制下，谨慎地、试探性地同时也是不可逆转地前进。自1980年起16年在编《读书》的沈昌文发明了一个术语――“跪着造反”，用以概括当年的工作状态：曲意表达，有话不明说，“提供材料不做结论”，而材料“尽量到马列组里边去找”。

“好像一本书出版出来自动就会创造出需求”

不管怎么说，中国迎来了一个疯狂的阅读时代，许多新书的发行销售情况好到令人难以置信，几十万册的印数轻易就能实现，“好像一本书出版出来自动就会创造出需求”（《中国出版产业论稿》，陈昕，复旦大学出版社）。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累计发行430万册，一部专业教材《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一版）也能累计发行超过300万册。这种旺盛的需求拉动着中国图书市场的迅速扩张。到1985年，中国出版社的总数已由1977年的82家猛增到500家，年图书出版总数连续9年以年均5000种的速度递增。

根据博库书城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冲的记忆，“文革”后第一家民营书店学勤书店出现在杭州中山南路上，时间距1982年6月“一主三多一少”（以新华书店为主体，组成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络）提法出笼不远。实际上在此之前一两年内，一批小型个体书摊已经开始出现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它们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过去集中统一经营和计划安排下新华书店系统布点不完善，销售形式过于死板，无法满足社会对于图书流通需求的压力。这些个体书摊很快因为获得了政策承认而蓬勃发展起来，数量有了较大的增长，并从中产生了“文革”后第一批民营书店。

在新华书店方面，尽管早在1978年底，新华书店总店即在北京召开十大城市店开架售书会议，推广开架售书经验，但更大范围的实际推广还要延后一段时间。

根据新闻出版署的统计，1985年新华书店系统已拥有超过8000个售书网点，全年共销售图书61.16亿册（这一数字占到全年图书出版总量的91.65％），成为“文革”后年销售图书的最高峰。

“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有专属名词意义的“文化热”从80年代中期开始起步，一大批热衷于谈论“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文化如何面对西方的冲击”、“第三次浪潮”等一类看上去与日常生活和个人发展无关的话题的知识分子，借助于出版书籍和在有限的几本杂志上传播知识和发表意见，在文化界崭露头角，成为较大范围内的风流人物，像金观涛等的“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会、甘阳、刘小枫等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以及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等为旗帜的“中国文化书院”中的一众学者，钱理群、汪晖、黄子平、刘心武、陈平原、吴亮、崔之元、李陀、周国平等经常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的学者等等。

在一篇名为《卅年间，落几滴星星雨点在心田》的网文中，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俞晓群回顾了1987年自己在辽宁教育出版社为推出丛书“当代大学书林”征稿的情况：“记得当时我们在光明日报上发了一个小小的‘征稿启示’，结果投稿的来信铺天盖地，我们用大字报的形式把题目抄下来，整整贴满了一面10余米长的墙壁；其中有张光直、薛华等大学问家，更多的是一些初露头角的学术新人，像李君如、宋林飞、孟宪忠、邴正、陈学明等……回想起来，那时提出一个丛书的名目，向社会征稿，真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感觉。”

那是个乐于表达也乐于倾听更乐于争论的年代，整个社会仿佛都处于一种急急地寻找的状态，人人都像背负了历史使命，热衷于说出自己的判断――或者干脆就是希望，也渴望听听别人的意见――哪怕仅仅是批评，种种思潮、观点不断碰撞，有激烈的分歧，也有来自遥远地方的唱和，喧嚣、嘈杂但是生机勃勃。不止在公共领域，在一些私下的场合，这些表达、倾听与争论更普遍甚至更激烈。李陀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充满向往地回忆当年朋友间的聚会和讨论：“有一次，我、（张）承志、（郑）万隆、（陈）建功，四个人大概是傍晚见面，是夏天，没地方去，只好一边走一边聊。后来干脆就坐在马路沿儿上聊――就我家那楼底下的马路沿儿，聊到半夜，饿了，也没东西吃，怎么办？那时候有什么夜宵？路边有西瓜摊，就买西瓜，把大西瓜在马路沿儿上一砸，磕裂了，几个人吃西瓜。那次好像聊得时间很长，而且一直是讨论文学，等到分手的时候，记得已经是黎明，天都快亮了。”“那时候，你的家对所有朋友都是开放的，所有朋友的家，对你也是开放的。不管是吃饭、闲聊、读诗、商量事情、讨论问题，甚至是起草宣言，写大标语，差不多都是在某人的家里。现在的人，已经很难想象80年代的知识界是多么活跃，有多少聚会、集会，又有多少重大的议题，是在这些聚会和集会里被讨论。”

同时期的流行文化领域，金庸的武侠作品以翻版盗印本的形式流传，琼瑶的小说成了众多少男少女人手一册的“口袋书”，三毛也抢在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之前，开启了内地青年小资浪漫主义人生观；电视机这一新型传播载体逐渐普及，开始显现出与大众通俗读物分庭抗礼的力量，1983年首度在内地播出的香港电视剧《霍元甲》，与次年的《射雕英雄传》，以及后来的《上海滩》等，都曾制造了万人空巷的观看盛况，片中的主题曲也迅速流行并被传唱至今；而流行音乐领域，1984年鼻音浓重的张明敏唱出了民族认同感，也带来了身后一批港台歌手，1986年崔健凭借一声呐喊成了中国摇滚第一人，到了1987年，费翔让“冬天里的一把火”红透了大江南北……这些势力正在形成合谋，一个能够让萨特、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的理论著作动辄发行20万册的时代，即将成为过去。

“读书无用论”

“80年代一个特征，就是人人都有激情。什么激情呢，不是一般的激情，是继往开来的激情，人人都有这么一个抱负。”李陀说。表面上看，1989年的时局动荡，让曾经的激情变得心灰意懒，实际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纲领所引发的商品经济大潮，釜底抽薪，让一部分激情失落，一部分激情湮灭，一部分激情回归理性，一部分激情另起炉灶。

学者郑也夫在《后物欲时代的来临》的开篇，有一节讲“人生观权威制定者的淡出”，说的是近现代东西方世界共同面临的社会转型。他说，在近现代的世界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政治家都已经从为人们提供人生观的这种角色中淡出。因为要强调物质和生产，有更胜任的角色――商人，他们能够“具体而微、活灵活现地展示新生活”，能够告诉你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子，告诉你“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故此，“如果把好生活作为人生观来鼓吹的话，商人必将成为这话语的最终垄断者”――消费主导的物欲时代来临了。

1988年，北京地区高校招收研究生，计划招生8600名，实际报名人数不足6000。没有数据统计出当年从北京去海南创业的人数，但在当时，社会上盛行的顺口溜是“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紧随着“下海”诞生的时髦名词，是更有形象感染力的“弄潮儿”。

1992年，时为宁夏文联主席的张贤亮把贺兰山下的一片荒地――镇北堡改造成西部影城，开始“出卖荒凉”。在后来发表的文章《文化型商人宣言》中，张贤亮说，“中国的文化人只有参与了经济生活才能干预社会生活……我们应该自信自己是强有力的，我们的手腕将会粗壮起来，我们要把中国的市场骑在胯下，在上面展开优美的‘托马斯全旋’”。他和他的这番话，成了那个年代的一个小小注脚。文化人要想“干预社会生活”，不再是通过自己的笔和话语，而是要参与经济生活，以使自己的手腕粗壮起来，把“市场骑在胯下”。然而市场的狡猾和强大之处即在于，它可以被轻易地“骑在胯下”，却不会再让你轻易地“翻身下马”。

就在那一年，整个中国在“改革开放步子再大一点”的指引下，迈开了大步。

“读书无用”的论调，在1990年前后甚嚣尘上。

数据显示，1986年中国图书出版总印数和总印张同时出现了大幅下降，以后虽有所回升，但直至1993年，这两个数字始终未超过1985年的最高点（66.73亿、282.75亿）。

1985年后，平均每种图书印数下降的幅度也开始加快。1988年4月起，中国图书发行的主要渠道新华书店，为了减少库存，大幅度地削减新书订数，部分图书的订数甚至出现了零的情况，出书难、卖书难、买书难的问题同时出现，“整个中国图书出版产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陈昕分析称，原因在于需求出现停滞甚至下降，而供给能力仍在扩大。事实的确如此，到1989年，中国出版社的总数已增长到536家，尽管出书总量（印数）减少了12.1％，但品种数增加了64.4％，总码洋更是近乎翻番。而从1984年起，我国人均书报费在城镇居民家庭的日常消费总额中的比重开始了逐年下滑。

陈昕认为，1985年是中国图书出版市场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线，从这以后，中国图书出版产业从以前的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适应和接受这一转换，中国图书出版产业经历了长达9年的调整徘徊。

金庸当上“盟主”

1990年，中国第一部室内剧《渴望》诞生，一时间，“举国皆哀刘慧芳，万众皆骂王沪生”，有多少未成年的半大孩子度过了一段再无父母管束的自由夜晚。该剧导演郑晓龙后来透露，公安部当时统计，由于《渴望》的播出，犯罪率都下降了，为此，公安部还专门举行了一次庆功会，把《渴望》剧组请去了进行表彰。电视的威力真正在中国显现。在这一年，中国内地已拥有1.6亿台电视机，电视观众人数达到8亿。

同年，另一部电视剧《围城》同样大出风头，让最不愿张扬的钱锺书先生成了全国最知名的作家，纸版《围城》风靡全国。

《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京华烟云》、《婉君》……90年代在热热闹闹的电视剧中走来。

罗大佑唱响《恋曲1990》，“四大天王”带来了流行一时的“蘑菇头”，郑智化的“水手”一遍又一遍地诉说痛还是不痛的问题，“村里那个姑娘”终于突破港台歌手的重围，老狼开始在校园里游荡……

中国图书出版产业继续着调整徘徊，却挡不住通俗文学的狂欢。三毛继续在荒凉的撒哈拉书写大胡子荷西的童话，金庸奠定了武林盟主的地位，王朔也完成了从《空中小姐》到“动物凶猛”的转型，琼瑶还没有变成“阿姨”，还在为少男少女编织一帘又一帘幽梦……

中国内地的大众文化气象万千日新月异，80年代活跃在前台的学者们大多退回到象牙塔里，李泽厚说，“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丛书出版潮还在延续，选题则越来越显细分。“国学丛书”（主编张岱年，1991年起）让“回归国学”成为热点，“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主编罗荣渠，北京大学版，1992起）关心现代化理论在90年代的进展，“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主编刘小枫，三联书店，1994年起）正儿八经地开出一堆基督教神学书目，“当代法学名著”（主编季卫东，中国政法大学版，1994起）开始搭建中国法制社会的思想基础……此外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主编刘东），以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起编的“世界与宗教丛书”（主编何光沪）等也在陆续出版。

零售市场风起云涌

在一派纷纷扰扰的景象中，一大批新的民营书店开始崛起，北京的万圣书园、风入松，上海的季风，广州博尔赫斯、学而优，贵州西西弗，长春学人，福建晓风等一批社科学术书店在各地风起云涌，各自维系着当地的一脉书香。

继1985年之后，中国内地书价在1994年又一次普涨。这次涨价由纸张价格大幅度上升引起，但纸价在1996年又回复到涨价前的水平，以后也一直保持。如此一来，中国图书出版产业的利润水平大幅度提高，现金流量迅速增长，这为书业的起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中国宏观经济持续向好的背景下，图书出版产业改革逐步推进，书业迎来新的增长阶段。（《中国出版产业论稿》）

1994年11月，广州购书中心开业，营业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开国内建设大型书城的先河。之后四川图书发行大厦、安徽图书城、上海书城、北京图书大厦、深圳图书城等拔地而起，使中国罕见地拥有了全球最多的超级书店。新华书店的经营品种、营销模式、服务质量等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学术书店与超级书店的共存形成了良性互补，小众、大众各得其所。

90年代末，网络书店、连锁、数字出版成了书业的关键词，种种形式的电子书，各级在建的“网络图书馆”，开始让传统书业受到极大冲击，知识生产体系已经迈入一场亘古未有的巨大变革之中，新的希望也许正在孕育。

畅销书时代与阅读率下降

超级书店对于图书品种的追求，单本书效益下降对出版社的刺激，使得出版社开始在寻求实现规模效益的大道上狂奔，出版品种不断膨胀，新书上架周期越来越短，退货开始增加，出版社库存压力增大，资金供应紧张，却只好加快把新书送到书店……恶性循环的怪圈形成，“中国出版业陷入滞胀”的说法开始流行，日本人小林一博的警示性作品《出版大崩溃》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这个时期，一些单品种畅销书非凡的销售业绩引发了一片羡慕之情，众多出版社对畅销书的追捧热情与日俱增，中国图书市场终于进入“畅销书”时代。而对市场口味的迁就与迎合，使得“浅阅读”和“功利性阅读”盛行起来。从《苏菲的世界》到《学习的革命》，从刘晓庆、赵忠祥到白岩松、崔永元，从余秋雨到易中天到于丹，从比尔・盖兹到杰克・韦尔奇再到本土的海尔、蒙牛，从《格调》到《布波族》，从米兰・昆德拉到村上春树，从刘墉到李开复，从陈忠实、贾平凹到王蒙、余华，从马小跳到皮皮鲁，从“野蛮女友”到“菊花香”，从“70后”到“80后”，从痞子蔡到安妮宝贝到冯唐、慕容雪村，从蔡志忠到朱德庸到几米，从“穷爸爸、富爸爸”到“奶酪”，从《哈利・波特》到《狼图腾》，从学英语到学计算机，从美容瘦身到“登上健康快车”到“身体使用手册”……城头变幻大王旗，各领风骚三五年。这中间当然有好书，但更多的是与时俱进也与时俱废。这些情况近在眼前，不作赘笔。

热闹满眼中，从1999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首次开展“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以来，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的事实终于以一组组直观的数字呈现出来。这与同期实现增长的出版产业结构与规模的数字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从中可以看出市场的分化。另外一组数据不容忽视，那就是“读网率”的逐年攀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把电脑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再加上功能不断强化的手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纸版书的又一个――也许是最强大的劲敌已经来临。

谁为谁坚守

2003年1月，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2002-2003年度工作会议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华章公司董事长孙立哲分析了前后几年的出版形势，其主要观点是，阅读需求的变化和社会形态的转变密切相关，社会发展到哪个形态，市场自然会出现相应的需求。他认为，中国同国际社会的接轨进程中，市场为出版业提供了几波机会，第一波是语言沟通方面的――交流必要使用共同的语言，当时造就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等品牌。第二波是关于计算机技术的――交流完了要学习，进入计算机教材出版领域早的出版社，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积累与扩张。第三波是现代化的经济管理知识――大批中国企业渴望学习先进，这一点也为近年来的图书市场所印证。第四波，他预言是法制方面，因为经济大发展后，必然要求有新的市场秩序建立，而中国，也必将进一步完善法制社会建设。（大意如此，当时未作笔录）这就是典型的顺应实用阅读时代的出版思路，精练、透彻。孙立哲被誉为是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开门人，策划了诸多国内版权贸易的经典案例，除了华章公司，像这些年声名鹊起的电子工业社的世纪波公司、中信出版社，以及水利水电社的万水公司等，都有他在参与。在这“四波”理论中，除了第一波浪潮“做得不太好”，业内人士都清楚，第二、三波他都是真正的“弄潮儿”。

还有另外一些中生代出版人，在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中国图书出版产业体制改革的探索中，他们是出版领域的战略家，如陈昕等；也有另外一些出版人，在坚持另一种出版思路。俞晓群在多篇文章中，都提到曾任新闻出版署领导、也是出版界有影响和受尊敬的刘杲先生为己著《人书情未了》所写的序言，“文化是出版的命，出版的魂。没有文化，出版还有什么意义！”他说：“刘杲先生强调‘文化坚守’，正是在强调出版的根本或曰命脉。我是追随刘杲先生的观点的，因为身处这样的行业里，我们经营的产品就是‘文化’；离开了文化，我们无路可走，只有改行。”

有人在为整个产业描绘蓝图，有人在为作为“文化企业”的出版事业开拓，也有人在为“文化”本身坚守；有人在为更广泛、更便利地服务读者尽心出力，也有人在为维持“小众”图书的书写者和阅读者勉力担当；有人坦然地偏爱消遣与休闲，也有人仍醉心于寻找精神的家园；有人为炮制“群众喜闻乐见”的快餐逐利起早，也有人甘把板凳坐穿只为过得了自己这一关；有人在漠然转身而去，也有人竭力奔走呼号……写书的、出书的、卖书的、读书的、不读书的，形形色色，各有不同，或许，这就是90年代以来所谓的“多元”与“包容”吧。

“不过才20多年，我们的生活里的友情已经大大贬值、变质了，我们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都被紧紧织进一个天罗地网一样的功利主义的网络里头，朋友的意义和作用也完全变了。……已经很难再像80年代那样：第一，可以直言不讳；第二，可以誓死捍卫自己的观点，跟人家吵得面红耳赤；第三，相信朋友不会为这个介意；第四，觉得这争论有意义。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意义也没有了。都没有了。”（李陀）

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谁走在谁的前边，这个问题仍大值得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