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伦 1953年生于上海。1981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先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87年毕业后留校工作。现为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
任、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副会长。《当代中国哲学丛书》主编。
主要著作
《思考与批判》、《良知与理论》、《中国现代思想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20世纪德国哲学》、《德国哲学十论》、《思想的踪迹》、《诗的哲学史――张东荪咏西哲史本事注》、《莱茵哲影》等，主要编著有《大学思想读本》等。
采访手记：
在正面接触张汝伦之前，我对他曲折、间接、主观地形成了某些印象。比如，他不像常规的上海人，富有激情、愤世嫉俗、倨傲、张扬、好骂人，上起课来动静很大，一是学生蜂拥而至很轰动，二是他自己上课要来回走动、动作幅度也大，被本科生捧为“复旦的尼采”。这个我信，因为他做演讲时，就是这表现。也听说他对人要求严格至于苛刻，研究生的论文没写好，他会撕掉的。
但张汝伦颠覆了我的某些印象，在几个小时的交谈中，他说话语速偏快，语调却始终平和，越说话越让人觉得安静舒缓。整个谈话过程中，我基本上没有提问，静静地听他用言辞梳理和圈点自己的人生，一路道来，从小学到现在，有轻有重、有详有略，胸中自有大沟壑。他对语言的指向很清楚，既善于理解别人的问题，又能稳健有力地把握谈话的方向，绝不让话题脱轨。他会褒贬人，言辞也有轻重，但都很有分寸，不失控。他对自己的期许不低，但并不高调。
总之，他是一个非常冷静、理性又明确的人，借用王朔爱说的话，特别知道自己是谁，借用徐志摩的话，他很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吹。
上学：获得书的途径得自己张罗
我们是非常特殊的一届。我看王安忆写的《69届初中生》很亲切。小学毕业那一年刚开始文革，我们没人管了，1967年底才进初中，说是69届，其实是1970年毕业的。也不能参加红卫兵，我和嘉映就差一岁，他能串联，我就没资格参与。
整个初中正是文革最乱的时候，基本没学什么，是空白。经常到上课时间了，突然老师不来了，一打听，说是“进去了”（关牛棚）。课程安排也很不正常，很多同学不来上课，毕业了从来没见过。我到现在基本只有小学、大学同学，没有中学同学。
初中毕业下乡，在淮北，被称为“安徽的西伯利亚”的地方，穷困到什么程度呢？赶上丰年，粗粮能吃饱，平时常年都在半饥半饱状态。中国农民的苦，除了要饭，我都经历过了。
我父母都是旧社会大学毕业生，不是红五类，歧视多少有一点，但别人碰到的种种冲击，我家倒没有，就是最普通的市民家庭。父母有读书心结，但他们的藏书很普通，所以我不像别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子弟，家里就有藏书。获得书的途径，需要我自己张罗。
1970、71年，社会有所松动，图书馆开门了。被批判和打倒的当代中国人的书被收起来，但古人和洋人的书可以阅读。很幸运，在那么天下大乱的时候，还保持了唯一的公众文化机构。不过我有点麻烦：没证件。知青算农民――今天的农民有身份证，那时没有任何证件。我只能借别人的图书证看书，心里还是紧张的。因为曾亲眼看到一个女生被发现了，被很凶狠地推出图书馆，很狼狈的。
书店也有书卖了。灰皮书、黄皮书，就是内部出版的国外社科与文艺书籍。那时卖书不是常规的，比如到了10点钟，突然一批书抛出来，转眼就抢完了，所以必须守着，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出来书了。守株待兔时，慢慢认识了各个年龄阶段的书友，大家互通消息，哪里有什么书卖，看了什么书。这样买书真是很神奇的经历，其乐无穷。
买了书带去农村看。我开始自学外语。根本找不到外文书，字典、外文教材都没有。我借了一个亲戚的英汉字典。教材开始是抄的，到大学才发现，很多同学都有手抄本教材，那时想读书的人都那样。还有个问题，外语不知道发音啊。我搞到了一套国际音标唱片，透明塑料薄膜做的。后来才有许国璋英语，书店有卖，但放在一个单独的小房子里，知道的人才知道，不知道的人就不知道。我们买书熟了也精了，才能买到。
那个阶段我看了很多书。我对人文和社会科学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有兴趣，只有一个软肋，就是经济，实在没感觉。看书很杂，买书也杂，现在还这样，别人从我的书橱判断不出我的专业。1981年考研究生，“西方现代哲学”专业，其中一门“世界通史”，我知道好几个人就是因为这门考试放弃了，范围太大了，简直没法复习。我干脆就不准备了，凭着乱翻书的积累，居然成绩还不错。到现在，我还能写几笔文章，别人觉得我知识面还可以，其实我是小学的底子，也就是靠着当年书看得多。最近我刚参加了一个博士后的中期考核，就觉得现在培养出来的学生，专业性强，而知识面窄，除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别的东西知道得太少。
西学：迫切想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在农村的时候，生活很苦，可我的状态是比较好的。因为觉得未来肯定会好，精神很昂扬。也因为看书的缘故，那时候接触德国古典音乐、哲学，那些人类文化最优秀的成果，对人类就有信心。当然，后来看到的事情多了，这个信心指数有所降低，不那么乐观了。
那时即使碰到最悲观的事情，精神都很振奋。1971年，我们遇到水灾，整个村庄都泡在水里，我们坐在大坝上，等飞机空投。来了救援物质，生产队盖的第一个新建筑是牛棚。农村的牛可比人重要，是主要的生产资料，所以首先要保证牛有地方住。他们对知青算是优待的，第二照顾的就是我们，让我们住在牛棚里。晚上蚊子轰鸣如擂鼓之声，其时我听美国之音学英语。有次说一个人和她男朋友怎么度周末的，他们坐在热气球上，飞升，从天空中向下俯视，看万家灯火的休斯敦。听到这些，我感慨万千。同样的星空下，他们在热气球上看万家灯火，我在牛棚里听蚊虫的声音。但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差。只觉得我们同在这个宇宙中，我蜗居在地球一个小小的地方，却能知道另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事情，他们的生活。人类文明真的很神奇。他们有他们的浪漫，我们有我们美好的未来，当时就有这样的豪气和浪漫，或者说天真。这是插队最值得留念的一点。国家那么乱、那么糟糕，我们却充满希望。觉得自己没有被现实压倒、压垮，以后还有机会让世界变好。
我有基本的敏感。广播里说尼克松要来华了，我就感觉到世界要变了。这么想本来是没道理的。下放的地方非常闭塞，上海人又是那种德行，不扎堆的，不像北京有个圈子。我在乡下，对外面的世界一点不知道，可就是直觉世界要变了。事后想来，我们从小被灌输美帝国主义如何青面獠牙、水深火热，我这个人天真，你说什么我信什么，可现实给人的反差实在太大了，你思想不转变都不行。而且底下农民的想法很朴素也很直接，不是你能控制的。
做了6年农民，我就地招工做了瓦工，干了一年多，恢复高考了。我的数学不行，分数不够，进了芜湖一个师专。人家大学读4年，我们只要读2年。毕业后我到安徽农村中学教书。我是肯定要考研的，这个很明确。我们师专开学没多久，听说一个化学系的学生考上了上海的研究生，这消息对我们来说很振奋。后来我考入复旦大学，念书，然后留校工作，其间也去了国外，就这样，没什么好说的。
选择西哲专业，是我对哲学感兴趣。当时能看到的西方书只有马恩全集。但马恩的著作起点高，提供了一份西方哲学精神的地图。从古希腊到近代，有很多哲学家的名字和思想介绍，可以按图索骥。西方的东西对年轻人更有吸引力，中国的典籍也买了不少，但要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好处需要火候，我们先天不足，文言文都看不太懂，视古籍为畏途。而且那时候对传统文化的说法，你没法接受了，动不动就是什么地主阶级、阶级局限性。
我们那时候很喜欢说自己是世界主义者。出国后，一次别人跟我说，弱者是没有资格讲世界主义的，世界主义是强者的专利。这说的不错了，我们要正视这个现实。
我喜欢诗，普希金、拜伦、雪莱、惠特曼都爱，中国古典诗词更不用说。我把能见到的泰戈尔诗都抄下来。印度那么穷，却能诞生一个这么伟大、全世界都承认的诗人，我们近代以来也有不错的诗人，但没有达到他这样的高度。那时看过一本《爱默生文集》，英文的，其中讲美国受欧洲的影响太大，所以美国在政治上有独立宣言，但精神上还没有自己的独立宣言。这对我触动很大。我就想，中国也需要自己精神上的独立宣言。为什么没有？现在大家讨论我们为什么不能得诺贝尔奖，我们早就讨论了。
迫切地想知道今天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当然亲近西学啦。1980年代在大学，讲西哲那是一呼百应，我们也受人追捧。有一次我和另一个还挺有名的人，同一时间在复旦开讲座，他是外来的学者，在大礼堂讲，我是本校研究生，安排在小教室，结果礼堂的人都跑到小教室里去了。也就是最近这些年，才开始倒过来了，中学开始热了。
当然，这么多年，我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也有变化，过去主要看好的一面，过于理想化，现在经历多了，也亲眼看了西方，知道他们也有毛病，对待西方文明更加理性和客观了。
中学：中国需要自己精神上的独立宣言
我对当今西方霸权是有看法的。现在人们一讲当代的人类文明，就是西方文明，全球化就等于西化。感觉只有讲西方才是讲当代，一讲中国就是在讲过去、讲历史、讲古代。复旦那么多读书小组，读两千多年前的柏拉图，不觉得是在读古书，还觉得对现代生活有很强的关照性，是在寻找现代文明的源头。可同样读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就觉得过时、落伍，跟现代脱节，这是没道理的。
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长的历史，这么丰富的文化遗产，为什么不挖掘？对不起祖宗啊。哈贝马斯来中国时，就对我说过，西方现在已经拿不出新东西来了，希望你们中国能有所贡献。其他一些西方哲学家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说抱歉他们一般都不看中国哲学，希望我们自己讲，让他们明白。我们有资格这么做。
当然，理解国学比理解西学要难。熊十力曾让他的学生先学西哲，然后是佛学，最后才学中哲。西哲看起来很难懂，一套套术语、体系，其实掌握了理路就不难，反倒是中哲不好懂。不起眼，看起来只是修身格言，太简单。要有相当的智慧、精神高度，以及对人类历史经验的把握，才能读出那份平易里的深度和高度。
五四以来的两派人，对传统文化或保或批，但有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让文化思想直接对接现实政治经济。余英时还有别的人就曾努力论证，儒家有利于市场经济。唉，我们这么一个老大的民族了，心智还是不成熟。一说文化，就是对现在有用没用，反过来，中国的政治问题，从封建制发展到郡县制都非常坏，账却算在传统文化的头上。这叫什么逻辑！
西方不这么想问题的。柏拉图拥护奴隶制、批评民主，很多观点和现在所谓“普世价值”相对立，但人家还是照样研究他，并不认为思想要对政治现实负责任。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对普鲁士的现实有什么责任？现实的输赢利害，不是一切的标准，尤其不能用来做文化思想的判断标准。我们什么时候心智成熟了，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文化遗产。
如果我们不带近代以来形成并流行的成见去读中国古典文献，会吃惊地发现，原来好些话古人都说过。《淮南子》说“法籍礼义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古人这不是已经意识到要用制度性的东西来限制和制约君权吗？儒家政治哲学所针对的对象，就是拥有最大权力的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不就是人民主权的意思吗？为什么这些话中国人说了就不算，非要西方人说了才算数，这是没道理的。
儒家有好东西，比如对掌权者的道德要求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你去读《孝经》，会发现对社会地位不同的人，道德要求不一样。孔子对一把手的权力，非常不放心，很警觉的。孔子思想中不能辩护的是维护上下等级制度。但我们得问一下他为什么要持这种立场？联系他当时的处境，天下大乱，礼崩乐坏，遭灾的还是普通老百姓。孔子同情下层人遭遇，怀念周代的社会稳定。他认为社会安定，老百姓安居乐业，需要过去既有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关键在维持合法统治的权威。至于孔子对权力是什么态度，各种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近代以来最可怕的就是不认真看书，把成见当真理自欺欺人。
现在人喜欢说普世价值，如果有的话，也不是西方的专利品。中国人相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未见得中国人只能讲专制愚昧的话，好话都让西方人讲了。人类普遍的道理如果我们古人一点不懂，这个文明还会有人尊敬吗？民族自贬不是与民族自大一样愚蠢吗？我不相信智慧是按地域或时间划分的。我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可以成为当代人类新生的资源，中国传统的智慧能够对当前人类困境有所裨益。
而且，一个民族总要靠别人的文化来滋养，终究不是一个事儿。必须找寻自己精神的根源，才有内在的生命力。
但我们学者确实做得不够，学术界对时代需要的反应太慢，现在的国学热主要是商家和权力机关炒作，汉服、祭奠、造假古董，比读原典、做切实的学问要轻松，动静大、见效快，但都是做表面文章，离古人的真精神差得远，甚至相反。
继绝学：学者只需要书房
我现在在复旦上中哲和西哲的课，经典导读。我喜欢给本科生上课，因为本科生单纯，还有学术理想。研究生更现实些。
我知道大家对我们这一代学人的质疑：底子差、思想大于学术，这些批评并不完全是捕风捉影，我们是有种种不足。但我总还有理想主义情怀，我们也没有到不能继续努力的程度。至少我自己还是在不停地努力，试图超越自己。
比我们小的一代学人，似乎缺少我们身上的野气，比较容易适应体制的安排。我们有特殊的经历，自学出来的，自己找门径，按自己的兴趣发展，比较有自己的想法，不太接受流行的权威。他们受严格的学术训练出来，也很努力。这对我们是促进，提醒我们不要固步自封。我们这一代人，是有功成名就、吃老本的现象。对这问题我还是有基本的警惕，不想让人觉得只是在重复自己。
我始终相信人的主观努力。现在研究生找工作一开口就是要到有学术氛围的地方去。顾炎武一生颠沛流离，“飘摇风雨”，王船山反清失败后躲在湖南深山里，有什么学术氛围？今天一流大学的顶尖教授，有几个堪与他们相比？做学问，最重要的还是靠自己的努力。
做学问的人整天想着往国外飞、往一流的高校挤，其实没必要。学者需要的只是书房。现在有些人太喜欢被关注，故作惊人之语，等而下之，甚至曝光私人生活来吸引眼球。海德格尔说过，现代性的征兆之一就是公开自己的隐私。说得太对了。
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一不小心就出一个泰斗、大师。媒体的力量又史无前例地影响社会，没有坚强的意志，和足够的内在修养，很难抗住。但你要是个明白人，就应该知道，在这么浮躁的社会里，全社会向你欢呼，可能是有问题的。历史沉淀下来，还是有公正的评价，我相信只要人类的理智不灭亡，公道总是有的。
从另一个角度说，现在人们的心态也真不利于天才出现。判断人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他有多少粉丝，书有多少印数。“看不懂”成了理由最充分的否决票。卡夫卡要是在中国，那就死定了，还有毕加索、爱因斯坦。看不懂啊。都喜欢金庸、余秋雨、陈逸飞，就因为受众极广，人人都能看懂。相对论刚出来时，全世界只有十来个人懂！《老子》和《精神现象学》不好懂，可丝毫不影响它们的价值和地位。不是说通俗就不好，但不通俗但有高深思想的人呢？人什么时候能摆脱对量的崇拜，就成熟了。
我们的岁数都不小了，该出国的都出过了，虚名浮名也有一些了，知道这些东西没什么大不了的，最终的评价，学者嘛，还是凭东西说话。任何包装炒作、打点经营、挟洋自重，都没用的。
我最佩服的现代西方哲学家，一个是海德格尔，一个是维特根斯坦，都真正是名至实归，但还对自己的思想有无情的批判。他们的精神风范比思想更有感召力。康德一开始评不上教授，胡塞尔《观念1》出版了评教授还曾受挫，那又怎样？当年评他们的人，现在还有几个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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