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马，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在多年的行政、教学工作之余，创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傻笑》、《个别人》、《情况反映》、《某种意义》，随笔《笑亦载道》等。2004年，其中篇小说《抹布》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1世纪年度小说选”。
乡村题材和高校题材
借用巴尔扎克“所有的小说家都应该是历史学家”之言，程光炜指出，优秀的小说家要有历史意识和独特的历史眼光，作品中应该对历史有独特的评价。就此而言，劳马的作品，不论是中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涉及近几十年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内容非常丰富。从劳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返观近几十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与矛盾冲突，尤其是民众内心深处的焦虑冲突。张志忠认为，就题材说，劳马的小说重点写了“乡村”和“高校”，乡村是中国最底层，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层面，高校是中国精英所在，学问也好，理想也好，是精英荟萃的地方。这两种地方都融入了作者自己的阅历，在这两类题材的写作中有不同的关注重点和写作方式。乡村题材的人物是三笔两笔勾勒出来的，而它背后有很沉重的历史，比如共和国的历史以及五六十年以来乡村生活的变迁。用这种方式写乡村生活，是非常独特的路子。高校题材作品中所写都是90年代以来的高校生活，可能因为历史感没有乡村生活那么强，它更贴近人物的精神层面，恰好对应了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相对比较复杂的特点。
阎晶明认为，劳马的作品堪称“识时务”，“时”是时代潮流，“务”是社会现实，均精彩地反映在劳马的作品里。对于当下时代的潮流，对于社会各个阶层的现实状况，无论男女老少，或是高雅低俗，劳马特别熟悉，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把握。劳马的写作潇洒而且自由，是一种生命的真实姿态，不是那种功利写作，小说很耐读，刻画生活本身辛辣、到位。
劳马选择的题材，既与作者的乡村经验和童年经历有关，也来自作者真实的日常生活。陈福民指出，《傻笑》这部集子收入了五个中篇，小说中的人物既有差别也有共同点，一些情节和作品主人公都有程度不同的重叠。这些由他的童年记忆所整合成的文学表达，显示了他在艺术虚构方面所做的出色的努力。而《个别人》、《情况反映》以灵感短制为主，是劳马个人最不受艺术教条约束的自由精神活动。
一个好的作家，面对巨大、沉重的生活状况，作品不应该充斥着黑暗、冷漠和对权力的崇拜，而是应该以写作抗争。李建军认为，就劳马的作品而言，正是呈现了这样的生活状态，告诉我们如何生活得更自由，如何塑造一种崭新的人格，这种精神境界上比当下的一些作家高明。
张清华认为，劳马的小说给他最强烈的感觉，首先是它的启示性。和一切好的文学作品一样，它引发并且唤醒了我们对生活的思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里面通常都是缺乏感受力的，我们的习惯是“遗忘”，是与生活和现实之间的妥协，和失之交臂式的错过。而好的作家首先是在我们遗忘的地方，唤回我们的记忆和感受能力。
“幽默”的艺术风格
白烨借用“蔫坏”这个用语，形容劳马的艺术风格。所谓“蔫坏”，实际上是聪慧中有诙谐，含蓄中见幽默的另一说法。白烨认为，“蔫坏”是一个好的作家一个很重要的素质。劳马属于“蔫坏”型作家，他观察生活，不太正视，而是侧视；表现生活，也多为戏谑。所以故事不太现实，叙事也不太老实。劳马是用别致而独特的感受和眼光去观察和表现生活。他的这种“蔫坏“里，包含了想象力、幽默感，同时还包含了一种童心，包含了一种天性。
程光炜用“喜剧的形式、哲学的内容”概括劳马的风格，他认为，劳马的小说，是以喜剧的形式承担哲学的内容。这在他的短篇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既有契诃夫式的“含泪的微笑”，又不乏鲁迅式的辛辣尖刻。这应该和他的身份和阅历有关，劳马毕业于哲学专业。
雷达从叙事视角出发，分析出现在多部作品里的“傻子”视角。雷达指出，劳马具有喜剧精神和反讽意识，他的作品常常通过傻子的眼光，看世间万相，述世故人情，尤其是那段荒唐的时代，很有意思，别有韵致。
贺绍俊认为，劳马的作品，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另类。劳马以哲学家的方式写小说，作品包含着很深刻的哲学意义。他进一步指出，劳马小说的哲学寓意建立在反思现代性的基础之上。劳马哲学化的文本，决定了他的作品风格具有极强的深邃性，看上去似乎是一些简短的细节，其实包含了很深邃的思想。劳马小说的风格特征是“幽默”。这是将一种高度抽象化的哲学思想进行形象化展开的最恰当的风格形式。因为“幽默”是不同于“滑稽”，也不同于“喜剧”，幽默包含了哲学，幽默是哲学的一张笑脸。
张志忠认为，劳马的这种幽默、风趣、喜剧的风格的渊源。一方面可能是家庭或地域的环境，东北人善于幽默。另一方面就是作为研究哲学的学者，他对于世间众生相的独特观察。劳马的随笔中写到了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也讲到了契诃夫的讽刺小说，可以看出，他对于讽刺性的小说和喜剧理论，是有研究的、理论的素养，也为他的喜剧小说，增添了学院派的风采。
李今认为，劳马小说的风格是他的一种自觉追求，有意识地归属和继承民间诙谐文化传统中“笑”的精神和诙谐的看世界的方式。诙谐从本质上说，代表着一种物质化和贬低化的精神，也就是把一切崇高的、精神性的、理想的、抽象的转移到物质和肉体的层次。作者的笑和诙谐，有他的宽容、悟性和看得透的一面，也有他不执着于什么的一面，这是一种生活态度的洒脱流露。
文体与语言
雷达认为，劳马的小说有一种吸引读者的魅力，这得益于他小说语言的简化。他的小说与一般的小说家路子都不同，语言似乎很直白、很简洁，节奏很明快，绝不停滞在某些细节上，或者停下来做大规模的描绘，或者反复渲染某些东西，而是用一种近乎理性、抽象的，但又是口语化的风趣语言加以特征化的叙述，带有跳跃性、夸张性、荒诞性。这种特点，与传统的小说是不一样的。而且劳马的作品都是小型作品，章节总是很短，一段一段。不是用严密的写实主义的叙述，而是吸取了某些现代主义的夸张变形，努力地去凸显事物的本质或人物的最突出的特征，看上去荒诞不经，其实内涵真实。
劳马的小说就是把一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很形象化的展开。贺绍俊认为，劳马主要写的是微型小说，很简短的篇幅里表达思想的片断。但劳马的思想并不是碎片似的，他的思想具有整体性的建构。当我们连续读完他的作品后，就能发现他的思想的一贯性。这种一贯性突出表现在，他的小说的哲学寓意是建立在反思“现代性”的基础上的。他的很多小说都是从体现“现代性”特点或是现代生活中的某一个小细节入手，直接触摸到现代性的症结。
李建军认为，劳马熟悉写作的基本技巧，语言很干净，干净得有秋天的气味，爽洁利落，要言不烦，没有某些作家的?里?嗦。他就此指出，劳马的小说，无论是从内在的精神，还是从叙述方式和文体风格上，都给我们提供了新鲜的有价值的经验。
陈福民认为，劳马的风格让人想起浮世绘，想到《搜神记》、《聊斋志异》和各种笔记体写作，是一种地道的中国作品。就像会议的主题：“笑以载道”，是深得中国文化传统之精髓的。对于中国文化传统而言，这也是一种在现代性压力之下的自我继承。就劳马来说，其实没必要一定要进入文坛，保持一个相对朴素的真实的状态，获得生命的自然、圆满的状态，积极地、智性地笑对人生。
张清华认为，劳马的小说成功地为当代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文体。从劳马小说中读到的，有尼采式的、克尔凯戈尔式的“哲学寓言”的味道，很短小，但富有启示性，情结是比较夸诞的，很有戏剧感和喜剧性，但不乏严肃的内涵。此外，他的小说很有古典短篇小说大师们的神韵，特别是戏剧性的情节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莫泊桑、欧・亨利的味道，往往在结尾处有令人惊异的包袱，陡转的戏剧性效果。另外，还有一个形式的问题，就是它也可以叫做一种“新笔记体小说”，这可以说是他的“壳”。中国有古老而发达的短篇小说传统，但中国古代的文人常常使用“笔记”的形式来写小说，只注重简洁的叙述，并不注重“描写”。细读劳马的小说，作品里很有这种传统的笔记小说的神韵―――常常只是点染一下，叙述一个戏剧性很强的故事，活画出其中的人物，而人物通常是非常类型化性格化的。
与文坛的关系
雷达认为，劳马是一个大学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喜剧情结的、有独特的把握生活的方式及其语言风格的作家。他似乎在文坛之外，但却给文坛带来了某种新的审美元素。
白烨认为，劳马是“黑马”。他现在的状况，实际上是典型的业余写作，“票友写作”，其实是游离于文坛之外，或主流文坛之外。他的这些作品,以及他所感兴趣、所表现的，跟我们通常看到的其他作家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游离于文坛之外，他没有受到什么思潮与倾向的影响和干扰，相对完整地、比较纯净地保持了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基本上，作为作家的劳马，是以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叙事，来表现我们久违了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的，比如“文革”中的记忆，生活中的愚者，社会中的怪人，等等。他写了这样的人物和故事，实际上其意蕴又超越这些描写对象，在引人入胜中又引人思索。
程光炜认为，所有的文学都是在杂志上发生，文学史实际上就是杂志的文学史。从近代到当代，没有一个作家不是在杂志上出名的，杂志形成共同的经验。就此而言，很多作家尤其是年轻的作家，他是生活在杂志上的。但是对一些大作家，他会超越“杂志”这种共同经验的局限，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就劳马先生来说，他基本上没有涉足文坛，一直保持着自己对小说的独特理解。他的小说有一种独特性，好像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是很多非常有力量的、有内在爆发力的细节在里面，这一点让人印象深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