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土耳其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对德国《明镜》周刊谈到了足球、欧洲以及民族主义。
帕慕克说，他会看欧洲杯，但恐怕会有些受不了土耳其队输球。
实际上，土耳其国家队在目前正在举行的欧洲足球锦标赛上踢的很好，尤其是北京时间6月16日晨，在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中，土耳其队终场前15分钟连入三球，荡气回肠、亦令人瞠目结舌地实现逆转，以3:2战胜了捷克队，成功晋级。
帕慕克自称童年时是球迷，家里曾经弥漫着狂热的氛围。他有两个叔叔，一个支持加拉塔萨雷，另一个支持贝西克塔斯，而他和爸爸总是站在费内巴切一边――加、贝、费都是伊斯坦布尔的球会。
为什么是费内巴切？“这就像一种宗教。没有‘为什么’。”帕慕克说，“我仍能像背诗一样，背出1959年费内巴切队的整个阵容。当然，这也与我爸爸的身份感有些关系。我们总是坐在靠近贵宾席的主看台上，那些人就像布莱希特剧中的资本家。比赛期间，他们一直抽雪茄，那是当时的财富象征，当一阵小风从博斯普鲁斯吹进球场，那些烟就弄得我两眼冒出泪花。比赛时，他们会侮辱球员，就像老板辱骂手下脑子不中用的工人。我觉得那太可怕了。”
他自己也踢球，但没进过专业队，只是上学前、放学后，在伊斯坦布尔的街上踢。“我不想太谦虚。我是很有些天分的，但从来不是那种肌肉男。对我来说，幻想踢球比真去踢更重要。童年的这些幻想构成了我人生的一部分，在幻想中，我成了足球明星。”做白日梦的时候，他总是在欧洲赛事中为费内巴切在最后一分钟上场，然后踢进致胜球。
小时候没有电视机，人人都听收音机。“电台播音员教会了我一边听一边想像。18世纪末，歌德游历到意大利，看见了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当时的德国人对这画只是听说过，没有什么视觉概念。他回到德国后，写出了它。对此有个希腊语名词‘ekphrasis’，即用文字来表现图像。电台广播也是同一种方式。”
在他1990年的小说《黑书》手稿里，帕幕克写了一个走遍伊斯坦布尔找老婆的人，听到收音机里正在播土耳其主场惨败给英格兰的比赛，只听见英格兰人一个又一个地进球。“1980年代，土耳其以0:8输掉了对英格兰的两场重要的资格赛。英格兰队员在场上嘲笑我们的球员，英国报纸拿我们打趣，因为在伊斯坦布尔的首场比赛时，我们甚至连一块像样的草皮都没有。对我来说，这些失败正是国家以及耻辱感的隐喻。最后，我把这些段落删掉了，好让书薄些。可现在我后悔了。”
帕慕克说：“葡萄牙过去的独裁者萨拉查也把足球用做控制国家的工具。他视比赛为大众的鸦片，以此保持稳定。要是在我们国家也能这样，那倒也不错。在这儿足球不是鸦片，而更像是一台制造民族主义、仇外症和专制观念的机器。我还相信，失败会催生民族主义，而胜利并不能……民族主义滋生于灾难……现在的土耳其足球是为民族主义而不是民族服务。”
人们能从足球中学到什么呢？“很多。比如，还有别的国家，还有不同肤色的人，他们与我们是平等的，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还有一个：如果法国总统萨科齐说土耳其不应成为欧洲的一部分，那我们也可以说，作为国际化的俱乐部，费内巴切已经融入欧洲50年了。”
《明镜》最后提及加缪说到自己当守门员经历时的话――“所有我对道德和义务的笃信，都归功于足球。”
“噢，得了吧。”帕慕克答，“这些话在193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说说还行，放到今天就太天真了。道德也许是我们能从当今足球身上学到的最后一种东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