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多必失，这是一句家喻户晓的老话。失，主要是失之于准确，或道听途说，或以讹传讹；失之于分寸，或交浅言深，或话大口满，不留余地；失之于妥当，或不懂忌讳，或不看对象。
写作是语言表达的另一种形式，倘若写得太多，太滥，太随意，也不免会笔下有误，笔下有失。失之于精彩，失之于新鲜，失之于创意，
所谓“写多”，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每一部作品的字数太多。几千字篇幅的东西，尚可反复修改，精雕细刻，以把失误减少到最低程度。可是几十万上百万的长篇阔论，光是粗看一遍就要十来天，修改一遍更是要花一两个月工夫，谈何容易？再加上，现在的作家文人大都很浮躁，急功近利，根本耐不下心来反复修改润色，所以作品往往“硬伤”频仍，文史常识错误不断，有的甚至连标点符号也用不好。至于出错别字则更是家常便饭，蒲松龄笔下的“嘉平公子”屡见不鲜，“无错不成书”，竟成时下书界的“时髦”之举。
二是写作的篇数、部数太多。譬如一个散文家，如果一生写上几百篇甚至上千篇，在我看来就有些多了。因为它很难篇篇都有新意，篇篇都是佳构，好的散文需要苦心孤诣，独出机杼，别开生面，与众不同。倘若写的很多，但却在不断重复自己，毫无新意，看一两篇尚感觉不错，看多了就有似曾相识之感。写作重复自己，就好像名闻遐迩的南京冠生园，把上年的陈馅月饼卖给消费者，也许一时能不少赚钱，但早晚是要垮台的。
再如写诗，诗人写的太多也未必是好事。诗言志，可“志”是稀缺资源，不会有那么多，老是言志，就显得絮叨、虚妄、造作，“为赋新辞强说愁”。所以，诗人写的太多，也难免有失，失之于无病呻吟，失之于缺乏真情，失之于肤浅平庸。乾隆皇帝一生写诗四万多首，产量几可等同《全唐诗》，但因为多是应酬、应景之作，失之于虚、滥、妄、假，竟然连一首也没有流传开来。
陆游一生写诗9000多首，佳作不少，滥竽充数的也有。他光是写梅的就有近千首，其中不乏重复平庸之作。后代诗评家曾评点说，你陆游大可不必写那么多，其实只有一首《示儿》就足以诗坛不朽了。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著书都为稻粱谋”。如果写作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换取柴米油盐，那么，批量生产，重复自己，新瓶老酒，热炒剩饭，似都可以“理解”，也无可厚非。但这样的写法，写得再多也只能称为熟练“写手”，即便勉称作家，那也只能算是三四流或不入流作家。倘若文人们已解决了温饱问题，既不为衣食所忧，还想写出点流传后世的精品佳作，还想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那就要严格控制自己的写作欲望和写作冲动，搞好写作“计划生育”，少写精写，走精品路线，不与人比数量多少，而与人比质量高下，“宁食仙桃一口，不食烂杏半筐”。
平心而论，当代作家，高产的很多，日成万言者比比皆是，一年写百万字者也不乏其人，但真正有影响的名家大家却很罕见。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作家们写得太多、太滥，萝卜快了不洗泥。写的多就难免有失，失之于没有新意，失之于粗制滥造，失之于急功近利，失之于胡编乱造，失之于真情缺乏等等。所以，尽管中国年产长篇小说一千多部，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却没有一部入选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范围，更谈不上折桂夺冠，独领风骚。
写多必失，教训不少，历历在目，愿一切作家、诗人们都引以为鉴，深思之、反思之，以努力把过多的作品产量降下来，把作品质量提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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