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这本奇迹般落到我手里的书，傅雷先生对自己已经出版的译著精益求精的精神深深地震撼了我。就在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兢兢业业、把外国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文学翻译工作者。
本文作者与“纪念傅雷百年诞辰展览”上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照片合影
2008年4月7日，国家图书馆举办“洁白的丰碑――纪念傅雷百年诞辰展览”，“以隆重纪念他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在翻译领域的辛勤耕耘和对文化事业的无私奉献，弘扬他严正为人的高贵品格”。我应傅雷先生之子傅敏的邀请出席了开幕式。其实，我和傅敏从未谋面，和傅家也素无交往，是一本书把我和这个展览联系到一起。
1976年9月初，“文革”即将结束，国家文物局从上海给内蒙古自治区调拨了一批“抄家图书”。那时，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文化局工作，从始至终参与此事。11月初，我们将这批尘封将近十年的图书从上海一个地下室提出，送上北去的火车。我先期回到内蒙，在塞北边城小站迎接这批五花大绑“押解”到内蒙古高原的“流放犯”――《高老头》、《安娜・卡列尼娜》、《雾都孤儿》、《基度山伯爵》、《简・爱》、《苔丝姑娘》……我自幼酷爱文学，它们都是我的“最爱”。看着那些久违了的朋友，冒着凛冽的寒风“走下”火车，我感慨万千。
整理图书时，我突然发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部）》。《约翰・克利斯朵夫》是我大学时代最喜欢的书，傅雷先生更是我敬仰已久的翻译家。双手捧起这本在地下室度过十年、纸张早已泛黄、散发着淡淡霉味的书，轻轻打开，我惊讶地发现扉页上有一行用毛笔工工整整写着的字――“译者自存，一九五二年”。天哪，这是傅雷自己的藏书！我仿佛看见傅雷先生就站在我面前，一双目光犀利的眼睛正看着我。怀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兴奋与激动，我把这本书偷偷带回家。夜深人静时，拿出来一遍遍抚摩，翻阅。昏暗的灯光下，我的耳畔仿佛骤然响起红卫兵闯进傅雷书房时的阵阵呐喊。喧嚣声中，先生的藏书正一本本从书架上跌落……
那几天，我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这本奇迹般落到我手里的书，发现字里行间有不少地方留下傅雷先生用红笔修改过的字迹，先生对自己已经出版的译著精益求精的精神深深地震撼了我。我是英语专业毕业的学生，在当年那个乍暖还寒的时节，从事文学翻译还只是遥远的梦。可是，捧着这本书，这个遥远的梦却一下子清晰起来。就在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兢兢业业、把外国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文学翻译工作者，同时下定决心要把这本傅雷先生自存的译著还给先生。
我不知道傅雷先生家的地址，就贸然给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的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老师写信，说明自己想要归还这本书的心愿，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任老师很快回信，传来的却是傅雷早在“文革”初即已自尽身亡的噩耗。他很为远在内蒙古的一位文学青年景仰傅雷的心情所感动，也为傅雷自存译著被抄之后，居然流落到茫茫草原而感慨。他告诉我柯灵先生的地址，说柯灵是傅雷的挚友，他一定知道傅雷后人的地址，可以把书归还给他们。我怀着一种痛惜的心情，立即给柯灵先生写信。柯灵先生也立即回信，告诉了我傅雷二儿子傅敏北京的地址。我把这本浸透了傅雷先生心血的书包好，挂号寄给傅敏，了却了自己的心愿，同时寄去我对傅雷先生的怀念、景仰，还有继承傅雷先生事业的决心。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和傅敏天各一方，素未谋面，只是偶然在什么刊物或者书籍里捕捉到一点点关于他的信息。“千里还书”的故事渐渐淡忘，但我依然坚持着当年面对傅雷那本译著下定的决心，一直耕耘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土地上。迄今为止，我已经翻译出版了英、美、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四十余部，而每出版一本书，我都像傅雷先生那样，在扉页工工整整写下“译者自存”四个字。那既是对傅雷的怀念，也是对自己的鞭策。
关于这本书的传奇似乎已经结束，然而故事还有一个小小的尾声。2007年8月，我应澳中理事会的邀请访问澳大利亚。在阿德雷德我的朋友、澳大利亚著名作家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 Jose）家做客时，偶然提起这件事。周思先生的妻子、专门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学者克莱尔・罗伯茨（Claire Roberts）听了这个故事非常激动。她说：“我认识傅敏，因为正在翻译傅雷先生关于美术方面的论著，和他时有联系。”说罢，她起身打开电脑，给傅敏发了一个电子邮件，告诉他当年归还他父亲藏书的那个李尧正在她家，还把我北京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回国后，我接到傅敏的电话。他除了再次表示感谢外，还说正在筹备纪念父亲百年诞辰展览，已经把我当年归还他的那本书拍成大幅照片，准备展出，并且希望我届时出席开幕式。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高兴，期盼着与阔别三十多年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重逢。
当我走进国家图书馆“洁白的丰碑――纪念傅雷百年诞辰展览”大厅，紧紧握住傅敏先生的手，一时无语，只有四十年来变幻的风云滚过我的心头。我在大厅正面的墙壁上终于看到那本书的大幅照片，怀着感慨，和这位老友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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