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国有一些重要的顶级公共建筑物相继落成。除了上海、广州等地有几座外，最多也最显赫的集中在首都北京，它们是国家大剧院、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中央电视台新楼、奥运数字大楼等。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的风格可用“庄重”二字来概括，眼下出现的新标志性建筑的共同特点是“新奇”――新颖和奇特。其中,央视新楼不仅新、奇，而且怪，谓为中国五十年目睹之“怪建筑”之首，当不为过。
与五十年前的十大建筑相比，新建筑仿佛来了个“变脸”，呈现出十足另类的面貌。
这些新建筑主要用于演艺、传媒和体育活动，功能和身份与五十年前的北京十大建筑（人民大会堂、北京火车站等）不同。不过，使用功能并非导致这种建筑风格的原因。世界上形象庄重典雅的剧院和体育场馆多得很，我们这批新建筑为什么具有现在那种模样呢？
是“文化侵略”吗
近些年，外国建筑师拿到我国一些大型建筑的设计任务，这些北京新建筑的设计方案有的就出自外国建筑师之手,这种情况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他们认为建筑发生“变异”，毛病就出在这里。
一位建筑师对国家大剧院、“鸟巢”和央视新楼的建筑设计严加批判，说它们是外国建筑师“把中国当成新武器试验场的妖魔鬼怪建筑物”。
《北京青年报》曾有文章说：外国建筑师“将他们的价值与文化观念强加于我们”，“其结果是，慢慢地我们用外来的观念来观赏建筑，用外来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建筑”。作者认为这是“文化殖民主义”。
名为《CBD TIMES》的中文杂志于2005年刊登文章，大字标题是《外国建筑设计师强势入境――狼来了，羊该怎么办？》下方是群狼奔突的彩照，十分抢眼。文章作者将外国建筑师比作狼，其势汹汹；把中国建筑师比成羊，可怜兮兮――打悲情牌，流露出不正常的弱国文化心态。
建造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公共建筑物，带有公共艺术品的性质，人们对其提出意见和批评是正常、正当而且有益的事。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人人可以对那些建筑物提出不同的看法，赞赏或厌恶各随其便。上引那些见解是对新建筑风格出现原因的一种解读，认为是外国建筑师“侵入”的结果。这种看法包含正确的成分，即指出事情有外来因素、外来影响。事实确实如此，但是，至于上什么纲，上什么线，可以另议。
我以为，不应把到中国来做建筑设计的外国建筑师看成狼。一、他们是技术和艺术知识分子；二、他们来此并非要戕害中国人；三、他们是应我们的召唤而来的，并非强入我境。
是不是文化侵略？也不能这样看。悉尼歌剧院是丹麦建筑师设计的；澳大利亚首都的议会大厦是美国建筑师的作品；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的扩建是美籍华人建筑师设计的；为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而建的巴黎台方斯大拱门，又是丹麦建筑师的作品；柏林的德国议会大厦的改建是英国人完成的，等等。能说这些文化交流是文化侵略吗？
发表《文明的冲突》的美国学者亨廷顿，著文指出非西方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可以接受西方的物质和技术层面的东西，但这绝不会改变非西方社会的文化根性。他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现代化的进程，并没有使非西方国家西方化，而是相反，经济和政治上的强大，反而助长了民族自信。他写道：“喝可口可乐并不能使俄国人以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正像吃寿司不会使美国人以日本人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一样。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流行的风尚和物质商品从一国传到另一国，但从未使接受这些东西的社会的基本文化发生多大的变化。那种以为通俗文化的商品的传播表明西方文明取得了胜利的看法低估了其他文化的力量，同时也把西方文化浅薄化了。” （转引自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大众文化崛起的影响
房屋建筑是复杂过程的综合产物。建筑风尚的转变，与近3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物质条件的改善及人文状况变化都有直接的关系。物质条件的改善对建筑活动的影响直接又明显，其中最重大的，一是财富的增多，二是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在人文方面，变化同样广泛而深刻，对建筑风尚有直接影响的是人的观念的改变，而观念的改变与新的大众文化的兴起相关。
改革开放之前，很长时期中，中国的一切都是政治挂帅，文化即意识形态，即政治，文化是一元的。改革开放以后，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足鼎立，差别凸显。不过，现在学界所称的大众文化的“大众”，不是过去意义上的民众或群众，主要是正在崛起的中产阶层。
大众文化迅速膨胀，成了强势文化，精英文化的影响力式微。精英文化重视理性，本质上是启蒙的、智性的。新的大众文化诉诸人的感官和直觉，消解理性，消解意义，是一种不求深度的文化。现今，流行和时尚成了多数人审美观念和审美价值的准则。
大众文化的兴盛意味着生活与艺术的边界日趋模糊，既有艺术生活化，也有生活艺术化。致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了更多的艺术色彩、文学意味和审美情趣，虽然缺乏深度，却含有文化普及和文化民主的因素，并有推动形式创新的作用。这种情形自然影响人们的建筑审美观念。
总的说来，新的大众文化是开放的、多元的和朝向未来的。现代化和新大众文化的兴盛，推动建筑设计脱离50年前的轨道，中国建筑终于从老的“巴黎美术学院”路线转到以20世纪德国“包豪斯”为代表的方向上来了。
中国的建筑创作向现代主义转变，比西欧、北美晚了六、七十年，临到我们转向的时候，西方又有了后现代主义建筑。
20世纪后期，西方出现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强调差异性、多元性，反对总体性、同一性，认为统一性背后是强制与独断。后现代主义美学推崇自由放任、破碎、无中心，将美与丑等量齐观，取消艺术与非艺术的界线。上世纪60年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推出解构主义哲学，否定意义的确定性，为消解现有的价值准则提供了理论基础。
后现代主义与解构哲学一出现，西方建筑界迅即有了回应。
1988年，纽约大都会美术馆举办“解构建筑展”。展示的那些建筑，形体散乱残缺，呈现错位、翻转、失重、失稳的形象、看起来好像即将倾倒、即将堕落，故意给人不安定的感觉。观众留言说“它们像是在搬运途中损坏的东西”，“像是观看出事火车的残骸”。
这并非个别的、偶见的现象，反之，是一种时兴的建筑艺术潮流。当前走红的美国建筑师盖里（Frank Gehry，1929-）的建筑作品以形象奇异、飘动、狂放为特点，达到恣肆无忌的地步。盖里因此受到追捧，他的事务所门庭若市，大款大腕请他做设计都得排队。眼下世界许多位著名建筑师大都走着类似的创作路径。
中国建筑走上理性的现代主义之路不久，非理性的后现代建筑接踵而至，临门一脚，射进一球：央视新楼是也。
激烈争议没什么大不了的
北京这批新建筑是在互相交错的力量作用下产生的。
五十年前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在国家领导人督导下进行。专家汇报，上级审查，领导发话，很快定案，未见有什么大的歧见和争论。
五十年后的今天，情形不同了，每座建筑都引起激烈争议。国家大剧院经过四轮设计竞赛，好不容易在1999年定下现行的方案，但开工不久，49位院士和108位建筑师上书反对，以至停工，历经磨难，才于2007年底落成。
对央视新楼的看法更是非常对立。现行方案中标的消息传出后，有人说它“违背科学规律”，是“建筑的‘艺术’骗局”，还有人称它是个“凶神恶煞的建筑物”。一位教授著文批判，题目是：《“应当绞死建筑师？”――央视新楼中标方案质疑》。待到新楼动工，教授很痛苦：“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难受，有一种幻灭感！对这个国家失去了信仰。”而一位艺术评论家却大声叫好，他说“央视新楼造型十分完美”。当听到该项目可能搁浅的传闻，他悲哀了：“我从来没有那么悲哀过。”新楼开工，他转悲为喜。
三百七十多年前，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以花坛布置为例写道：“同一件事物可以使这批人高兴得要跳舞，却使另一批人伤心得想流泪。”（1630年2月25日答麦尔生神父信）如今，北京那几座大型建筑物引出了类似的情景：一批人高兴，另一批人不悦。对一座建筑意见之分歧，评价之悬殊，争论之激烈，情绪之激昂，令人叹为观止。在现代社会，一件事引发不同看法乃至争得不可开交，没什么大不了的。民主社会，言论自由，倘不如此，反而不正常。
建筑问题需要综合考虑。有专家将“鸟巢”与别的一些体育建筑比较，批评用钢量太多。比较研究是有益的，但对该体育场作结论还得考虑其他的要求与因素。如果单抓节省材料这一面，世界上许多建筑杰作，诸如雅典帕德农神庙、印度泰姬陵、北京天坛、悉尼歌剧院，怕都出现不了啦。
作为历史上第一次在我国举办的奥运盛会主场馆，人们要求它除了能满足严格的使用要求外，还应是一个宏伟、有较高审美价值、有独特意匠，能给全世界留下深刻印象的奥运场馆。“鸟巢”上的一些钢构件，如许多著名建筑物上的雕饰和大柱子一样，多余，但增添了艺术表现力，有无用之用。
“鸟巢”才峻工，市场上就发售用各种材料（包括贵金属）制作的这个体育建筑的小模型，人们将它作为纪念品和摆件加以收藏。看来，这个造型极具特色的体育建筑，获得了许多人的认可和赞赏。
声音
梅德隆（“鸟巢”设计者之一）：这个设计有三方面的概念，一是它是当代的、中国的建筑；二是它与中国文化有着相当的联系；三是它在技术上是可靠的。这个体育场是为21世纪设计的，而不是为上世纪90年代设计的。上世纪90年代的设计表现的是技术，但是我们在新的世纪，除了要表现技术之外，还要反映当代的人文问题。……这不是一个纪念碑，它是为人而设计的。……看台的设计使观众获得很好的视野，运动员也拥有很好的比赛场地。当看台坐满观众的时候，人群就自然地成为了建筑的一部分。一个好的体育场是建立在观众能够与运动员保持良好互动关系的基础上的。这个体育场对运动员来说应该是最好的，这里必将诞生世界上最好的运动成绩。
安德鲁（国家大剧院设计者）：要保护一种文化，就应发展它，使它有生命力。发展它就会冒险，就会处于危险境地，但不能因此而放弃发展。如不想冒险，我们就呆在平地上好了，但要看到更美的风景，就得去爬山去。当然这要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我想指出两点：一是这个设计体现的不是丧失理智、疯狂的想法，而是理性的设计。第二，人们对生活充满信心，就不在乎在生活中冒一点险。但我不是在完全抹杀中国传统，我希望20年后，这个剧院会被称为中国的建筑。
库哈斯（CCTV大楼设计者）：北京不像悉尼与毕尔巴鄂，它更像罗马、巴黎，它也有悠久的历史，并且在今天还能够看到。……如果CCTV大楼会成为一个地标，那它也只是北京的100个地标中的一个。……把CCTV大楼与悉尼歌剧院类比，可能产生无意的误导。50年前悉尼歌剧院方案出来后，全世界一片欢呼，认为新的可能与商业机会到来了。而现在，建筑师的生存环境是险恶的，留给你的空间已经越来越狭窄，你已很难表达自己的价值，而更多的是在替业主说话。如果在今天，谁敢提出悉尼歌剧院那样的方案，它压根就不会被接受。
（摘自王军《采访本上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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