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十年来，气候变化带来严重的后果，资本主义的“罪恶”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这些后果：全球变暖，大量物种灭绝，极地冰盖消融，海水上涨，内河干枯，微生物变体，全球底层阶级（“可随意被人驱使的人”）增加，等等。这些后果使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大量移民，沙漠化，水或石油资源引发战争，空气污染，疾病蔓
会议期间，人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时是激烈的争论。许多与会者认为，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体制问题，因此首先讨论了民主问题。著名作家韩少功（因公未能到会）在其提交的文章中，以文学象征的语言――“抒情诗与施工图”――对民主进行了阐述。他指出，在后发展国家，“一旦法制秩序、道德风尚、财政支持、教育基础等条件不到位，民主大跃进很可能加剧争夺而不是分享。……迄今为止，20世纪一百多个‘民主转型’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一直在民选制和军政府之间来回折腾，在稳定与民主面前难以两全。”
为什么如此呢？韩少功认为，误解民主可能是原因之一：误解源自无知，源自操作经验太少，源自很多人只是在影视、报纸、教科书、道听途说中遥望梦中天国，对具体实践十分隔膜。“这些误解者最可能把民主当成一首抒情诗而不是一张施工图，缺乏施工者的务实态度、审慎研究、精确权衡，不断总结经验的能力，还有因地制宜除弊兴利的创造性思考。一般来说，抒情诗多发生在大街和广场，具有爆发力和观赏性，最合适拍电视片，但诗情冷却之后可能一切如旧。与此不同，施工图没有多少大众美学价值，不能给媒体提供什么猛料，让三流演艺明星和半吊子记者使不上什么劲。它当然意味着勇敢和顽强的战斗，但更意味着点点滴滴和不屈不挠的工作，牵涉到繁多工序、材料以及手艺活，任何一个细节都不容人们马虎――否则某根大梁的倾斜，一批钢材或水泥的伪劣，可能导致整个工程前功尽弃。”“成熟施工者们还必明白物性万殊和物各有长的道理，不会用电锯来紧固螺丝，不会将水泥当做油漆，更不会坐在沙滩上坐想高楼。这就是说，他们知道民主应该干什么，能够干什么，知其短故能用其长。”
韩少功进一步从涉外事务、涉远事务和涉专事务进行了具体阐述。例如，在涉远事务方面，美国1997年拒签联合国《京都协议书》，就是以为气候灾难与生态危机还十分遥远，至少离美国还十分遥远。美国长期来鼓励高能耗生活消费，也就是以为全球能源枯竭不过是明日的滔天洪水。较之这些远事，现时的经济繁荣似乎更重要，支持社会福利的税收增长似乎更重要。“但这个民主国家的政府、议会以及主流民众考虑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美国了吗？――那时候的美国民意于此刻尚待初孕。考虑到美国的子孙后代了吗？――那时候的美国人在眼下更不可能到场。于是，又是一大批利益相关者缺席，接下来却无辜承担另一些人短期行为的代价，再次暴露出民主与民本并不是准确对接。”
正是只顾眼前的利益追求，导致了环境和生存条件的严重破坏。然而，人们为什么只顾眼前利益呢？谢少波（卡尔加里大学）、麦克・希尔（纽约州立大学）和王逢振（社科院）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并且应该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方面，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了加速资本积累，它不断占用、扭曲和改变自然、生态和社会的物质进程；它不仅通过殖民主义剥削其他国家，而且不断掠夺自然资源。另一方面，自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观念以降，人与自然分裂，人变成了世界的中心，人可以利用自然，征服自然。启蒙运动进一步强化了理性和个人主义，促成了保护个人财产的法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商品和对商品的欲望也不断增加。19世纪末，消费社会开始形成。消费的强化和扩展是资本主义本身的逻辑，是对资本主义体制不断出现的危机的回应。当时，生产过剩，消费市场不足，为了刺激需求，避免经济衰退，经济学家便提出了改变消费的模式，使购物成为日常生活的核心部分。于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应运而生。按照亨利・福特的逻辑，工厂生产线的主要产品之一是生产消费者――他付给他们工资，使他们能够消费并要求消费。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社会出现了一次价值观的革命：从勤俭节约转向“及时行乐”的消费哲学。这一转变使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行不仅可能，而且被认为是一种好的道德――根据个人的意愿提高自己的生活，如果需要新的商品，越多越好，因为它不仅有利于个人，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当前，不仅西方发达国家盛行消费主义，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在迅速蔓延。表面上人们担心这种意识形态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但在具体实践中却相信可见的市场效益。
他们的观点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赞同。纽约大学亨利・苏斯曼指出，在全球化的今天，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跨国资本家阶级更是鼓吹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以便生产和销售更多的产品。这样做，他们必然要消耗更多的资源，把手伸向自然资源较少破坏的第三世界。于是，整个世界的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对此与会者当中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北师大从事生态哲学研究的田松认为，从自然科学史的观点看，科技的每一步发展在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条件带来破坏。今天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是科技和社会协同发展的结果。如果这种发现继续下去，人类最终将毁灭自己；因为，即使科技发展可以解决能源问题，最终也无法解决垃圾问题――随着现代城市化的发展，垃圾问题会日益严重，现代垃圾会彻底破坏整个生态。
奥伯尼纽约州立大学的汤姆・科恩虽然也感到悲观，但他认为，气候变化和生态破坏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只有跨越国家、民族和阶级，全球人民共同努力，才有可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然而这种笼统的说法也遭到与会者的质疑：在各国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和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实现全球人民的共同努力？
在热烈的讨论中，水牛城纽约州立大学的伊娃・兹亚瑞克等人提出了文化干预的问题。尽管与会者有不同的看法，但相对一致地认为，应该发起一次新的意义上的文化革命，或者生态文化革命。也就是说，要改变当前流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消费模式。在经济发展方面，应该采取“3R”的原则，即“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reduce,reuse,recycle)；在消费方面，应该杜绝“消费异化”，批判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改变“虚假的需要”（不是生活的真正需要，而是消费“符号”，满足占有的欲望和虚荣）和物化现象（人本身越来越成为贪婪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的，相反，人变成了物品的奴隶）。
因此多数与会者认为，知识分子有责任发起这样一次文化革命。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关注当前的社会问题，同时还要回溯历史，充分利用历史和文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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