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有些内容或可对人们的固有印象构成冲击。一般人了解的周有光，是语言学家，殊不知他大半生从事的正业是金融业，语言学长期只是业余爱好。他大学毕业就在银行工作；去日本留学，准备学的是经济；抗战时在国民党的经济部下农本局（相当于农业银行）当重庆办事处副主任，管辖四川；抗战后去美国是任银行高级职员，同时研究经济学；建国后回到上海，他是大学经济学教授、新华银行秘书长、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的处长，拿三份工资，老本行还是金融。所以他说，1955年，他自沪赴京开文字改革会议，之后改行，“那是意料之外”（第107页）。所以他孙女在小学时评论说：“爷爷你亏啦，你搞经济半途而废，搞语言半路出家，两个‘半’合起来是一个0。”
书中言及经济和金融，至少和语言学一样多。他谈到“抗战八年，就我所见的地方，没有粮荒，没有棉花荒”，很成功（第76页）。今天的金融骗子从银行一骗几千万，这样的事情，“别说在美国，解放前在中国的银行，也是不可能的”（第89页），并盛赞西方工作的高效率，夸罗马字管理法是科学管理。总之，一个百岁长者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沧桑感悟，令人动容。这些东西很微妙，值得细细咂摸和回味。
我私下里妄度，周氏对于从美国回来，其实未始没有悔意。他反复说到，人生有些“糊涂事”，“到日本留学是盲目的，从美国回来也是盲目的，以为中国有希望了，我搞经济学，以为对战后的国家有用处”（第69页），“学经济那么多年……立志回国搞经济”（第100页），“回来的目的……我的一种幻想是帮助国家、帮助银行搞经济建设”（第103页）。结果回国后，就遭遇苏联的经济统计课，说经济统计是有阶级性的，所以生产的产品不能抽样检查，否则就是不相信工人无产阶级。后来张允和在三反五反中受冲击，并从此成为家庭主妇。她随周有光到北京，发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边并排的牌子是她曾经含羞蒙辱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大哭一场，这恐怕也不仅仅是“大家小姐的娇气”能够涵盖的。
作为有社会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周有光对社会也有零星的批评，如认为现在的教育“时间浪费在莫名其妙的课程上，应当学的没学，人又苦得要命”，“考试是捉迷藏”等。此外，书中一些趣事也颇诙谐解颐，比如他考上圣约翰大学要交照片，拍西装照时打一个领带，再戴一个领结；他远赴重洋，快到子午线时过生日，过了子午线，又过了一次生日；在美国时，爱因斯坦老了太空闲，想找人聊天，周氏就去“陪聊”了几次，因为是随意的聊天，没有学术性，后来就“忘掉了”；1970年底去美国，连襟傅汉思请客，他要求吃麦当劳，人家说请客没有到麦当劳的，他说去那里是想体会一下子，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张允和偏爱民乐，对西洋音乐不像周有光那么感兴趣，谈恋爱时周有光请她在法租界听两个银元一场的贝多芬交响音乐会，躺着听，很贵的票价，结果她睡着了。
在体例方面，除了丁聪给周张伉俪的素描、大量从青春年少到耄耋风范的照片外，全书的文字分三部分，上篇是周有光的口述，下篇是李怀宇撰写的补充文字。另有“事略”和“世系录”等附录四篇。这个体例倒是有意思。口述史这种体裁或历史书写形式其实大有问题，因为说话毕竟不同于写作，总是零散的、跳跃的，尤其是老者的回忆，往往支离破碎，年代混乱。要整理成文，过于忠实口语则不可读，要缀之成文则不免裁减。前者失之于芜，后者失之于饰，都有不是之处。而本书的体例，既能再现口述者的语气，又有查漏补缺、脉络清晰的补充叙述，相得益彰。不足之处则是内容上难免有点重复。
口述史要怎么写，倒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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