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凸凹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35.00元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乡村叙事传统是十分深厚的。固然，中国是个农民的国家，中国的问题首
近50万字的《玄武》是他最新的作品。小说写京西一个名叫玄武的村子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历史变迁。历史的主角是人，因此，历史的变迁常常也就是人的变迁。对于中国人来说，这50年不能不说是天翻地覆。这种变化是进步，也是回旋，历史和现实纠缠在一起，犹如“玄武”所呈现出来的相。人则在历史与现实的纠缠中挣扎、困顿、异化和沉沦，每一个人都经历着炼狱之火的煎熬，他们在这炼狱之火中承担起自身的命运，没有人下地狱，也没有人上天堂。
我们常常习惯于把历史想像为一种线性的存在，以为它总是沿着一条直线发展和演变的，这是受到进化论影响的结果。在这里，作者引进了另一种历史观和价值观，他观察人和事物的角度与以往是大为不同的。在新的叙事中，他把历史和人都想像成混沌一片，他们没有简单到可以用善恶的尺度来衡量；人和土地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了。我们甚至不能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他所讲的故事再复述一遍。这固然是由于小说中人物线索十分庞杂，且互相纠缠在一起，斩不断，理还乱，呈现出一种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因为作者尽可能避免以二元的、非此即彼的方式区别活在历史中的人，使得叙事中的人物不再是一种简单的道德判断的产物，同时，也使历史回归最原始、最质朴的存在方式。他在小说的“跋”中这样写道：“在土地之上，每束阳光都有其照耀的理由。生活的真相使世俗的道德标准和社会纲常常常处在无法指认、无法评判的地位。”这是一种态度，一种包容和悲悯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得他的小说超越了一般的“批判现实”的深刻，而是沿着历史的褶皱触摸到了人性的深度。
在传统的乡村叙事中，作家对于土地和乡村生活的书写呈现为另一种面貌。刘绍棠笔下的运河，从《瓜棚柳巷》到《蒲柳人家》，是牧歌式的田园风光；浩然笔下的京郊农村，从《艳阳天》到《金光大道》，是泾渭分明、壁垒森严的两条道路、两个阵营；刘恒笔下的京西农民，多了人性的复杂与深刻，但作为背景的历史，其色彩却是阴暗的、单一的。事实上，在一个越来越走向城市化和追求现代性的社会里，乡土记忆所给予作家们的整体性叙事结构已完全被打破，从以往的乡土记忆中获得审美与诗情已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作家们不得不面对破碎了的记忆和破碎了的人性。人与人之间、人和土地之间，都显得十分暧昧和不确定。乡土的过去是美好的，但它也是虚幻的，给人一种轻飘飘的感觉。乡土的现实虽然是虚妄的，却是生动的，五颜六色的，散发着醇厚的生活气息。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玄武》对于京郊农村的历史书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意义就在于，作者借助其所受到的现代教育，以及由此而来的现代意识和现代视野，重新将破碎的乡土记忆历史化了，他把属于整个人类的永恒记忆和想象的诗性，带到新的乡村叙事之中，完成了一个作家对于乡土记忆的历史阐释。这种阐释也许是有限度的，但是，它的批判锋芒还是破除了长期以来历史进步一定带来人的解放的神话。
所以，《玄武》呈现给我们的当下的乡村生活，是处在剧烈变化中的，每一个人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裂变，这种裂变有精神层面的，属于灵魂范畴的；也有人性层面的，属于欲望范畴的。它是一种宿命，缠绕着我们，使我们无法拒绝。就像那个旺儿，他本是一个朴实淳厚的山区农民，生活所迫，到京郊一带打工，混口饭吃。但是，命运迫使他脱离了原有的生活轨道，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的死不是恐惧城市文明或受到城市文明的诱惑（像很多叙事作品写到进入城市的乡下人那样），也不是对于城市文明的抵抗或对于乡土生活的怀念，而是另有既简单又复杂的原因。他的身子在倒下去的那一刹那，“凭空就打起了一股旋风，裹挟着金黄的落叶，旋向西边的天际。那是他老家的方向”。然而，落叶可以归根，旺儿却很难说。这或许就是命运的荒诞感。老劳模徐宝法则是个以不变应万变的人物，他也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性就在于，一个曾经的历史浪潮的弄潮儿，结果是被历史的浪潮所淹没所淘汰。他的政治智慧救得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这的确有一点残酷，而更残酷的是，作者揭示了这一点，让我们目睹了他在历史浪潮中沉没的情景。作为一个农民，一个农民出身的乡村干部，最终竟不能理解农民与土地刻骨铭心的感情，这难道也是命运在捉弄他吗？怕也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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