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那时，我只是一个半大不小的理科编辑；个人的文化兴趣，刚刚从科学史转向对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些思考，每天在那里苦读《十三经注疏》什么的，弄得头昏眼花。关于钱先生的学术著作，不用说阅读，最初连《管锥编》都会错念成“管锥篇”。后来见到评论说，钱先生对于中国古代典籍研究深刻，我就急着想买他的学术著作来读。但是，有一段时间，钱先生的各种图书集体脱销，连《管锥编》那么深奥的学术书，都会印到3、4万册。这应该不是学术的力量，而是流行文化的力量。因此，我很久都没能弄到钱先生的学术著作。
一天我骑着自行车上班，偶然在一个颇为冷清的街道里，见到新开张一家大文化书局。我走进去，惊奇地发现，这里竟然可以买到北大版朱伯?《易学哲学史》前两册，还有中华版“新编诸子集成”中的一些本子。后来才知道，这家书店的经理是《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先生。林先生可是一位不得了的编辑家，热情一上来，曾经同时兼任3、4本杂志的主编；精力过剩，他在工作之余开了这家书店，对他来说，选书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小菜一碟了。在这里，我才买到中华版的《管锥编》一套5册，定价只有30多元钱。那天我倾尽囊中钱财，买了一大包书，林先生还走出柜台，帮助我把它们打包，捆绑在自行车的货架上。他一边帮忙，口中还念叨着：“《管锥编》，也读嘛？”
几年后，我有机会出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当时教材教辅利润很大，我很想能利用这些资金做一些好书。记得有一次在北京与湖北王建辉先生聊天，他建议，如果有条件，最好能做一些个人全集。我很认同他的观点，可是编谁的全集呢？东北的王尔烈、萧军、萧红，还是张学良？突然，我的脑中冒出一个天大的想法，钱锺书！我当即与北京传媒界的几位好友商量，表示愿意出大价钱，买钱先生的书稿。朋友们一阵忙活，得到的回复却让我大失所望。他们说：其一，钱先生不肯出集子，全集就更不用说了；其二，即使同意出版集子，钱先生的核心著作也不会跳出中华、三联、人民文学那些老牌出版社的圈子。不用说品牌的力量，就是人脉，谁能比得了董秀玉、沈昌文、周振甫那样一些人与钱先生的关系呢？
怎么办？此时沈昌文先生已经退休，他正在帮助我们做许多好项目。有一天，我对沈先生说，希望编一些大学者的个人全集。他问我首选是谁？我说是钱锺书。他连点头又摇头地说，好好，做不了做不了。我问为什么？他就开始给我们讲故事。讲编辑的文化生活，讲编辑与作者的关系，诸如贪污盗窃、谈情说爱一类的比喻都上来了，弄得我晕头转向。后来，在他为我的集子《人书情未了》写的序言“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中，我才悟出一些那时沈先生的心思。大概是沈先生有些同情我的志向，他接着说，先避开钱锺书，我们想一想其他人。于是，我点到同样难做的《吕叔湘全集》。对此，沈先生还是有些犹豫，但总算接受下来。没想到一做就是8年，其中许多事情的难度超乎想象，包括联系作者、收集资料、编排体例、装帧设计、印刷品质等等，我们甚至连恰当的校对员都难选出来。那时再想到钱锺书，我已经不战而怯了。
2001年1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钱锺书集》，繁体横排，收钱先生重要著作10种，分13册成集。初版印了500套收藏本，深蓝色粗纹布面精装，封面上隐隐地压着手写体“默存”二字，封底无字，只有书脊上嵌着一行烫银的书题。这套收藏本《钱锺书集》限量编号销售，定价1800元。我藏有一套，编号为第014号，它被刻在随书赠送的一个红木书匣的背面。
我喜欢这套书。多年来，我一直把它们放在办公桌正面的书架上，时而取下一册，拿在手上把玩。在外观上，即使运用你全部的出版经验，也很难在设计上、工艺上和材料上，找到一丝的微瑕；即使时间不断地改变着书架上其他图书的外貌，它们却像凝固的大理石一样，书身始终平平整整，蓝色的封面依然透着纯正的深邃；即使是那个随书附送的红木书匣，当你拂去它上面薄薄的灰尘，透出的木质色泽依然新鲜完好，上面镌刻的手写体“钱锺书集”四个字，以及字上镶着的绿色，都没有一点一滴落旧的感觉。
及此，我一个追逐钱著的失败者，除了致敬，还能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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