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暑假前，大约是6月下旬，历史系同班同学张光琛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在暑假里到圭山去工作。那时我已经临近毕业，并已确定毕业后到云南大学附中教书，本想趁暑假备备课、做一些教学的准备工作。但是，我觉得像我这样一个缺少社会实践锻炼的年轻人更需要的是到群众中去补课。我知道已经有几批同学去过圭山，一直很羡慕，现在自己也有机会去圭山了，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机会难得，绝不能放弃。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暑假刚开始，我参加了这支工作队的短期集训，几天后就出发了。队员将近二十人，侯澄、陈彰远、杨邦琪等同志担任这支工作队的领导，队员中有一个彝族青年叫毕恒光，是中山中学的学生，对当地的情况很熟悉，在工作队里担任向导和翻译。全国解放后，我听说毕恒光同志已在云南解放前一次游击战中牺牲。女同学除我以外，还有昆华女中学生陈端芬、张琴仙、甘娥及联大女同学李美全。
我们到圭山地区后，住在一个小学里。我和几位女同学同住楼上的一间宿舍，大家过起了集体生活。工作队的活动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工作队以我们的驻地为中心，要在附近村寨巡回演出好几次，演出内容有唱歌、舞蹈，也有短剧，如“放下你的鞭子”等，还自编自演了一些活报剧。考虑到农民兄弟白天要劳动，因此演出多半在晚上。我记得有演出任务的那天，必须提早吃过晚饭上路，到了演出地点，天已黑了。大家忙着在临时搭起来的舞台上架起汽灯，拉上帷幕，演员们则忙着化妆。这时候，台前往往早已坐满了观众。王松声、陈彰远还有几位女同学在每次演出时都担任主要角色，其他人有的管道具，有的报幕，有的打杂。我参加过几次合唱，更多的时候是在后台提词，因为这些剧本都是临时赶出来的，演员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记台词。等到演出结束，收拾好会场，已近半夜时分，大家踏着崎岖的乡间小路回宿舍。虽然夜色很浓，有些凉意，大家又饿又累，可是会场上的热烈气氛，那一双双期待的眼睛，那一阵阵热烈的掌声，鼓舞着、激励着我们，每一次演出后，我们都久久不能平静。
队里决定在我们的驻地办一个妇女识字班，办班的工作由我负责。于是，我赶着在几天时间里编写了识字课本。这本薄薄的课本我没有保留下来，但记得当时的编写指导思想还是力求结合抗战形势和民族特点，也有一些宣传妇女解放的内容。在编写课本的过程中，几位女同学都来帮我的忙。开班的那天晚上，男同学帮我们在教室里点起了汽灯，只见女孩子们三三两两的来了，大娘大婶们也来了，她们手里拿着针线，说笑着挤坐在一起。先由陈端芬、甘娥几个人教她们唱歌，然后我教她们识字。我们还分散辅导她们，所以效果还不错。除非工作队巡回演出，否则我们这个识字班从不停课。每次上课，几个女同学总是全体出马，也总是男同学给我们点上汽灯，教室里一片光亮，热气腾腾。
按照工作队的安排，队员们白天忙着做演出和其他活动的准备，晚饭后则三三两两地分头到村里各家各户去串门。这是联系群众、和他们交朋友的一种很好的形式，我们总是抓紧时间去做。彝族同胞朴实真诚，又非常好客，我们每到一家，都会受到热情的接待，无拘无束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们经常坐在小凳上和他们说话，他们也会向我们问这问那。有时候，他们拿出埋在灶灰里烤熟了的土豆请我们吃，香喷喷的，我们和他们边谈边吃，就这样，工作队和彝族同胞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在我们快要离开圭山的时候，有一位大娘硬要认我做她的干女儿。彝族妇女心灵手巧，女孩子们个个都会绣花，因此，她们的民族服饰美极了。她们的头巾、衣裙、腰带上都绣着色彩鲜艳的花，每个人肩上还背着一个绣花挎包。有一次，我和几个女同学去串门，几个女孩子围着我们，拿出她们的衣服叫我们穿上，在我们头上扎起像她们戴着的一样的头巾，我们都很乐意把自己打扮得像彝族姑娘一样，为了像一个真正的彝族姑娘，我没有忘记把自己的眼镜取下来。那一天，我们和她们都快活极了。后来，工作队的男同学也跑来看热闹。临走那天，一个彝族女孩子赶来送我一个绣花挎包，那是她用几个晚上的时间特意为我绣的，我带着她的深情厚意告别了圭山。
在生活上，我也着实经受了一些锻炼。记不准是在刚去圭山的路上，还是在一次巡回演出的归途，我们遇到一场大雨。附近完全没有可以避雨的地方，大家只好把外衣脱下来顶在头上，硬着头皮继续赶路。身上淋湿了还不要紧，脚上穿的鞋实在碍事，于是，大家索性脱了鞋子赤脚淌水而行。我也像大家一样脱掉了鞋，把裤管卷得高高的。刚开始我连路都不会走，但走着走着也就习惯了，竟然越走越快，越走越觉得在雨里赤脚走路竟是件十分痛快又别有风趣的事。另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晚饭后出去串门，回来时天色已黑，我走在大家的前面，忽然觉得一脚踏在烂泥里了，再向前走一步，觉得越陷越深，这时后面的同学急忙喊我停下，紧接着有几个男同学赶来拉我，一边笑着说：“快上来，你掉在粪池里了。”大家七手八脚地又拖又拽，总算把我拉了上来，这时候，我已经浑身上下都是粪水，真是臭不可闻。大家护卫着我回到宿舍，女同学们忙着想给我“打扫卫生”，却又无从下手，只好叫我站在院子里，把一盆盆冷水朝我身上浇下去，冻得我浑身直哆嗦，等把粪水清除了，我才上楼梳洗换衣。侯澄、陈彰远怕我冻坏了，给我送来了棉大衣，我就披着这件又长又大的黑布棉大衣下楼走进了妇女识字班的教室。
工作队队员之间相处得十分亲密。我们工作闲暇时常在一起学习，交流学习心得，有时也召开生活检讨会。陈彰远是四川人，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很像他的一个姐姐，从此，他就叫我“大姐”，其实，他的年纪比我还大一点呢。后来，骆宝时也跟着他叫我大姐，我记得骆保时那时好像刚念完大一，年纪比我小。工作队快结束时，队员们在一起合影，这张照片我一直保留到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很快过去，我们的生活过得团结、紧张、充实、愉快。回到昆明后，大家聚集在陈彰远住的校外宿舍开总结会，会后聚餐，然后高高兴兴地分手。
这是我在西南联大的“最后一课”。从此，我告别了学生生活，告别了使我增长知识、开拓胸怀、懂得应该怎样做人、哺育我成长的母校西南联大，走上了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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