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 田俊
“只要还有孩子在那儿，我和阿铁就不会离开”。尽管
今年27岁的果果，圆圆的脸上显出孩子般的可爱。然而这个年轻的女孩肩上却担负着青藏高原上一群孩子的教育希望。今年3月份，果果参加了果洛爱心学校的支教活动，原打算教一段时间再继续她青藏高原的旅游计划，可是到了5月份时，学校的负责人失踪，老师也走得只剩2个人，学校面临解散的危险。为了这些公立学校不接收的孩子们，果果毅然地留下来挑起了支撑这所“流民”子弟学校的重任。
记者辗转联系到果果的时候，她正巧为学校经费问题在北京的朋友间活动。问起她青海那边学校的情况，她说一切都还很难说。现在只有一个老师留在那边，但可能也会走。不过又有新的力量加入进来，“会跟我在一起是另外一个叫阿铁的女孩子。她是看了我的工作博客以后和我联系的。阿铁不但自己辞去导游的工作去那边支教，还拿出了两千元给学校租房子。我再找朋友借了七千元，那这几个月我们就基本没什么问题了。现在她们在那边先开学上课，两个月的时间我可以再找到一些资助。”“七月七日晴，果洛那边终于开学了。阿铁也出发去那边。……已经和阿铁约定，即使注册下不来，基金申请不到，捐款募不到，我们两个人也会继续下去，不会抛弃孩子们。只要还有一个孩子需要，我们都会在那里！感谢阿铁！”这是7月13日果果在工作博客里写下的日记。
果果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民政部门）注册成功，成为合法的NGO（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这样可以有一个正当的身份接受社会资助。与果果、阿铁们独撑危局不同的是，应届毕业生梁涛（化名）是在网上看到了贵州民间助学促进会项目负责人徐中田的一篇介绍剑河县久仰乡白闹村白闹小学的文章后，才决定去那儿支教的。一年的支教结束时，他不但将自己一年的1200元工资从另一个教育NGO组织“天下溪”以每本3元的低价购买了500本左右的图书，为学校建了一座图书馆，而且在此期间，他还通过几个同学的基金会为一些特别困难的学生每人办了一张银行卡，每年存入150元，计划持续提供到他们上大学。
在团中央的“西部志愿者计划”之外，每年在中国的贫困地区，活动着一批由NGO参与或招募的志愿者，他们对中国农村的教育发展和进步正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推进作用。
NGO的发育发展是社会潮流的一个趋势
由于NGO志愿者的分散和随机，全国范围内的志愿者数量几乎很难确定。尽管各个组织互相之间多少有些联系，但每个组织的志愿者也是很动态的。据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的秘书长梁晓燕介绍说，从事教育支持的民间组织（其中包括农村教育、城市中流动儿童教育两方面；有实体性的组织，也有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组织）估计有五六十家。
1989年由团中央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希望工程”，首次大规模地将农村教育的严峻状况展示到了公众的视野中，由此触发了一些人心中善的愿望和支教的热情。随后的90年代中、后期即开始出现支教老师，至今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几乎与此同时的以救助农村贫困教师为宗旨的“烛光工程”，也触发了一些志愿者到农村当老师的念头和愿望。这以后就开始有个人行为，他们很随机或是由某个特别的机缘到了一所学校，“中国对教育有热情的人非常多，很多人愿意投资办学校，愿意从事公益性教育。这也许和中国重教化的文化传统有关系。”梁晓燕分析说。
2003年成立的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主要从事乡村教育和自然教育。在过去的几年里，其乡村教育已覆盖到甘肃、青海和四川等多个地区。比起官方途径的“西部志愿者计划”，该中心的干事刘文泽认为，在地区层级方面，民间组织去的地方比团中央的更基层。他介绍说，“天下溪”的项目点都是村一级的学校或“点小”（即教学点，非完全的学校），而团中央的支教志愿者多分布在乡一级的学校，极少到村一级的。民间组织认同的一个理念就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因为最需要的是在最基层的学校。
应该说，中国的教育NGO正在以自己的方式为农村贫困地区教育状况的改善做出自己积极的努力。“民间NGO组织的发育发展是社会潮流的一个趋势，”对于当前教育NGO的发展，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柴纯青如此断言。他介绍说，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今年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与西部阳光农村教育发展基金会合作召开一次教育NGO的论坛，目的就是想创造一个教育NGO之间互相交流的平台。希望发动更多的公众群体到推动中国教育变革的过程中来。
民政注册：找“婆婆”很难
这些天无论是和NGO的负责人还是和在支教一线的志愿者电话交流，听到最多的两个词是“民政注册”和“工商注册”。据北京的一家志愿者组织“我们的自由天空”(OurFreeSky，OFS Volunteer Organization)负责人土雪介绍，在成立以来的两年多的时间里，OFS已拥有7000余名注册会员，支教地点遍及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百色市乐业县。但由于OFS没有通过“民政注册”，只能算是纯粹的民间组织。同样有着近三年运作历史的安徽义工联盟也是一家没有民政注册的志愿者组织，该组织自成立至今，先后与春芽残障人士服务站和英国救助儿童会合作，在合肥周边地区针对留守儿童的心理调试与发展开展支教活动。项目负责人梅小虎羞涩地表示：“我们只是工商注册，只能算是一个‘黑户’吧。”
关于民间组织这种身份上的尴尬，刘文泽认为是国内目前还没有出台民间社团法造成的。虽然很多NGO实际上是公益性组织，但往往因为无法找到一个上级挂靠单位而无法注册。目前，“天下溪”由于是工商注册，只能以公司的身份运作。虽然做的是慈善事业，但从法理上来讲却是营利机构。若有善款打进来，至少要缴纳5.5?的税费。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在一篇题为《关于大力解决我国NGO组织发展瓶颈问题并促进其健康发展的建议》的文章里也谈到了中国NGO组织面临的发展困境之一就是“登记注册难”。他指出，目前国内NGO的注册条件很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业务主管单位，必须由一个政府的机构向民政部担保，但一般的政府机构不愿意做这个担保，因为担保会产生一些责任要求。同时业务主管部门并不能从中获得多少利益，因此有些自下而上的民间组织无法找到“婆婆”，注册就非常困难，很多NGO不能通过登记为社团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展活动，往往采取工商注册的形式，但这样一来，在减税免税上就很难获得合法的待遇。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我国对社会团体采取双重管理体制，除了民政部门作为登记管理机关，各社会团体还要有自己的业务主管单位，并赋予业务主管单位广泛的权力。“婆婆”难找，因此社会组织面临着法律上的一个难题就是注册问题。除了政府部门控制和主导的NGO组织外，大量的草根NGO组织是通过工商注册的形式来活动的。这使得大量民间组织处境尴尬，税收问题，财务管理等方面都存在着漏洞，之所以能够生存多少是由于管理部门的“仁慈”和默许，随时可能到来的整治会使这样的组织陷入很被动的情况之中。
多元发展的教育理想
如果说，2006年以前支教志愿者的努力是怎么让贫困儿童上得起学的话，那么现在则转化为如何让他们上好学的问题了。这几年政府教育经费的支出和财政投入方面有了很大改观，学校经费基本能够保证，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减免也都基本能够实现。因此，上好学、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就开始凸显出来了。目前教育NGO都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很多民间组织都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它们按照自己的理念实施志愿者计划，而这些理念往往和政府的不一致。政府有它的一套教育体制，而民间组织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有的重视乡土资源的开发，有的提倡“以人为本”的人文教育，如“华德福”教育所倡导的“人智学”理念。
行知公益同盟的贾强介绍他们组织的行动理念时说，他们更注重细节，更多的是要给学生带去一种思想和精神的东西。“其实我们对他们的主课教育促进不是很大，更多的是促进他们身心的发展，”贾强如此自我评价。这个5年前萌芽于四川大学的NGO组织，经过组织成员和志愿者的共同努力，已发展成为一个面向整个西南地区的实力派组织。2007年，“行知”在华中地区成立分会，今年又在西安地区拓展出了一片新天地。贾强宣称“大家共同利用‘行知’这个平台，有相同的理念”，他们平时的活动都是通过成都的总部来统一协调的。
而贵州民间助学促进会办公室负责人浩淼认为他们的支教是缩短乡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差距，通过志愿者把城市的文化和信息传递到乡村，让乡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缩短距离，让他们掌握的信息量不要落差太大。
与政府体制内的教育相比较而言，NGO组织在中国贫困地区的支教活动中的作用，更多是一种探索和丰富。刘文泽认为教育应是多元的，应该有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方法去做。例如“天下溪”这次招募去甘肃定西的支教活动，原计划招6个志愿者，但后来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据此做了一个战略规划，增加人力，希望和当地的学校有比较深的合作，有一些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如果当地学校能够成为我们的项目学校，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乡村教育做些实验”，包括项目教材的编写，乡村图书室的援建，对教学改革的探索，扩充学生知识来源渠道的多样性，利用乡土资源，将乡土教材和课程融入到正式的教学过程中，探索如何在教学过程中让老师和学生更加高效和快乐，通过志愿者的努力，负担起这些学校里很少上的音乐、体育、美术课程，使教学内容更加丰满。满足学生的身心需求而非学校的行政需求是很多NGO组织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教育NGO组织对中国教育的改善起很大的推进作用。他们在教育这块做了很多创举，有很多创新的地方。”现代教育报记者曾国华如此评价说。
薄弱的民间力量
由于教育大一统的力量，NGO组织想要影响学校和学生，会碰到很多体制障碍。这也是很多志愿者苦恼和困惑的地方。教育的权力集中在学区和中心校，使得学校的管理日益行政化，校领导基本上没什么权力，所有的主课都是以县一级市一级的统考为考核依据。在这种局面下，民间力量对学校的影响非常小，很难撼动其强大的体制性惯性。“你想真正的在教育上作一些尝试，给学生更多一些的东西，就会碰到很大的体制性阻力。”梁晓燕告诉记者。
不仅在项目点上会遇到来自于教育部门的阻力和障碍，目前公益组织发展的环境也不是很完善。NGO工作成员工作上的压力和经济上的压力很大。因为这种压力，人员流动性很大，导致出现年轻化和女性化的局面和趋向。并且在具体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渠道的有限，NGO组织在一个地方开展活动会受到限制。在和地方政府的沟通中，如果没有朋友和关系，硬去“敲门”是很难的。很多NGO开展的项目一开始都有点随缘的性质，随机性很强，直到第三四年才开始正规化。
梁晓燕认为，目前民间这支队伍的力量还相当薄弱。希望有志于农村教育且怀有教育理想和具有教育能力的人加入到志愿者的行列里来。同时希望政府相关部门给学校一定的自主权和空间，因为只有学校有了一定的空间，志愿者才有一定的空间。
除了和主流的教育结合在一起，补充师资不足外，更多的教育NGO是通过自己的力量，在主流教育之外，做一些尝试和试验。他们的活动越来越丰富，应该有一个平台和更好的社会环境来支持他们的发展。柴纯青分析了教育NGO在实践中以上两种不同的套路，认为两者相比，后者所占的比重虽然不大，但民间组织的生命力恰恰就在于它有创造性的东西。教育NGO丰富多彩的独创性和实践使得现代教育更加丰富。他们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情，但很少有人关注他们。很多机构没有注册，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合法的，但他们做的是有价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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