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的遗产及其意义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11日生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基斯洛沃德斯克，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理系，1942年底走上前线，

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去世在最近成了一个世界性的话题，这个事实本身就已论证了他的不朽。布罗茨基说：“当我们阅读一位诗人时，我们是在参与他或他的作品的死亡。”而在索尔仁尼琴这里，当我们谈论他的死亡，我们也就是在探讨他的永生，换句话说，也就是在探讨他的文学和思想遗产对于俄罗斯民族和整个世界而言的价值和意义。

　　受难的先知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8年生于罗斯托夫州，在他出生前6个月，他的父亲在一次打猎中意外身亡，由于母亲出身富农，相依为命的母子在当时的社会中备受歧视，甚至曾栖身马厩。1941年，索尔仁尼琴从罗斯托夫大学数理系毕业，在一所炮兵学校经过短暂培训后走上战场，他作战勇敢，两次获勋章，并晋升为大尉。1945年2月，因为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了对斯大林不敬的话，索尔仁尼琴在前线被苏军侦查机构逮捕，后被判处8年监禁，先后在苏联的多个集中营中服刑。1952年，索尔仁尼琴患上癌症，医生断言他只能活几个月，但是，在不可能获得精心治疗的情况下，犯人索尔仁尼琴的绝症却奇迹般地彻底痊愈了，索尔仁尼琴后来将此视为神的旨意，目的就是让他替众多的冤屈者道出集中营的实情。1953年服满刑期后，索尔仁尼琴被终身流放至哈萨克斯坦，在当地一所学校任教。在“解冻”之后的1956年，索尔仁尼琴得到平反，在梁赞州一所乡村学校中担任物理、数学老师。

1962年，索尔仁尼琴因为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走红文坛，但是好景不长，他深挖体制墙角的做法很快就为当局所不容，在“解冻”之后复又“停滞”的时期，他被打入冷宫，在1966－1989年的20余年间一直无法在苏联发表任何作品。在他将作品送往境外发表之后，尤其是在他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承受到了当局越来越大的压力。1974年，他再次被捕，第二天即被驱逐出境。他先到西德、瑞士等地，后定居美国。在度过了20年漫长的流亡生活之后，他才于1994年回到祖国。

遗腹子，单亲家庭，出身不好，战争，被捕，集中营，癌症，流放，被逐，20年的流亡……这便是索尔仁尼琴的生活轨迹。这样的经历与俄国人心目中的“受难者”形象太吻合了，加之他又在不懈地将自己的苦难结晶为文学作品，不懈地利用他受难者的身份发出各种预言，终于使他赢得了“文学主教”和“思想圣徒”的光环。俄国人同情弱者，更同情受难的文人；俄国人崇拜天才，更崇拜殉道的先知。将这些身份合而为一的索尔仁尼琴，于是就成了20世纪下半期俄国的一个精神偶像。

长于世纪的“一天”

发表于1962年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标志着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位作家的诞生，无论是在他本人的创作还是在整个20世纪的俄国文学史中，这部作品都占据着一个显赫的位置。《一天》是在苏联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以苏联集中营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开了所谓“集中营文学”的先河，为俄国文学中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在20世纪下半期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一天》只写了舒霍夫和他的狱友们短暂的“一天”，但这“一天”却构成了20世纪俄国文学中的整整一个时代。

首先，在索尔仁尼琴本人的创作中，《一天》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之作，它似乎勾勒出了索尔仁尼琴之后创作的发展轨迹，为他的美学风格确定了一个基调，他后来陆续发表的重要作品，如《第一圈》、《癌病房》、《古拉格群岛》和《红轮》，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说是《一天》的延续或变奏。索尔仁尼琴的文学是面向现实的，其惟一的主题可以说就是俄罗斯民族在20世纪的历史命运，作家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对俄国革命的产生、性质和历史进行深入的思索，艺术地再现了个人与体制、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对峙、冲突及其内在逻辑性。他一个人的创作，似乎就构成了整个20世纪下半期俄国文学历史的一个缩影，一种象征。值得注意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授奖给索尔仁尼琴，就是为了表彰“他在传承俄国文学传统时表现出的道德力量”。换句话说，索尔仁尼琴的文学史意义，就在于其对俄国文学传统的“继承”，在于其“道德力量”。而《一天》，正是发端于20世纪中叶的这一俄国“新”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石之一。

其次，《一天》之所以具有“长于世纪”的生命力，可能还在于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史意义。舒霍夫是苏联时期集中营里一个普通的囚犯，正是这个普通人的“普通”遭遇，以及他对于这种遭遇的“普通”态度，才构成了这个文学形象的普遍意义。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此刻舒霍夫一无所怨，他既不怨坐牢的时间太久，也不怨一天的日子太长，更不怨星期天又取消了。现在他觉得能熬过去！谢天谢地，能熬过去，能熬到头！”舒霍夫的态度似乎在传达这样一个命题：对苦难的忍受也表现为一种尊严，面对不公正的命运，活下去就构成一种抗议，一个胜利。除此之外，《一天》或许还具有某种更为概括、抽象的象征意义。舒霍夫在集中营里度过的“一天”，也完全可能以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为我们所遭遇。生存的艰难，环境的压力，人与人之间的不理解和隔膜，甚至敌意和残忍――所有这些并不仅仅存在于集中营的高墙或铁网之内，我们甚至可以说，“集中营”或许是无处不在的，我们的每个“一天”或许也同样都是与环境和命运的抗争，因此，《一天》或许并不仅仅是写给某个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的读者看的。每个看重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人，每个身处逆境却依然不屈服于命运的人，都一定能在索尔仁尼琴的《一天》之中获得慰藉和启迪。

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

索尔仁尼琴是一位“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作为苏联炮兵军官的他，却敢于对最高统帅斯大林说长道短，并因此惹火烧身；《一天》发表后，他受到赫鲁晓夫和官方的空前重视，甚至被列为苏联最高奖列宁奖的候选者，但不善于见风使舵的他终于被驱逐出境；到了美国之后，他并没有因为“主人”慷慨的收留而感激不已，却很快就批评起了“惟利是图”的美国社会和美国式的价值观来，在著名的《哈佛演讲》中，他甚至称美国为“恶的帝国”，引得美国当局和许多美国人对他大为不满，很快就被当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孤僻老头”。

1994年，索尔仁尼琴豪华的、凯旋般的归来曾轰动整个俄国，而俄罗斯人众星捧月式的欢迎也让他有些飘飘然，回国之后，他频繁地会见记者，多次发表电视讲话，还在俄国各地“视察”，宣传自己的主张和理想。他以及他的拥戴者们都以为，他们的政治理想就要实现了，俄国将迎来一个政治的春天。但是不久，人们不无惊讶地发现，这位智者又一次成了“持不同政见者”，他对现实社会不满，对当政的统治阶层不满，经常公开抨击叶利钦等人。在他80岁生日时，他公开拒绝了叶利钦颁发给他的圣安德烈勋章，并称他“不能从一个将俄国带入当今灾难的最高权威那里接受奖赏”。普京时期，索尔仁尼琴与当局的关系似乎有所缓和，很多媒体都刊登过普京与索尔仁尼琴握手的那帧照片，但就在这张照片上，面带微笑的索尔仁尼琴在接受普京的祝贺时却并没有站起身来，这似乎让人能从中感觉到某种保留态度，因为，普京对抗西方的外交政策固然能赢得索尔仁尼琴的称赞，但是普京竭力强化中央集权的国内方针却未必会得到索尔仁尼琴的肯定，因为索尔仁尼琴心目中理想的政治模式，恰恰就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是地方自治，是“人民的自我管理”。

就这样，无论何时何地，索尔仁尼琴似乎都形成一个抗议，构成一种挑战。对于一位真正的社会思想家来说，这种姿态与其说是一种刻意营造的自我表现，不如说是其人格和思想之内在驱动的结果。这种对峙的姿态，往往比具体道出的话语更有意义。在每个国家和每个时代，附庸主流意识形态的都大有人在，相比之下，掌握着“部分真理”的“思想异端”，其存在便显得更加可贵了，它至少可以维系社会思潮的平衡。也许，与权力保持对峙，至少是保持距离，才是真正的、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应该选取的最佳位置；也许，思想和文化只有在与政治的冲突中才能体现其意义，丰富其内涵，并焕发出真理的光辉。

　　索尔仁尼琴的“新斯拉夫主义”

在苏联解体前后的20世纪90年代，面对持续动荡的俄苏社会，索尔仁尼琴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相继写出了他的“政论三部曲”，即《我们如何安置俄国》、《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和《倾塌的俄国》。在这三部政论性小册子中，索尔仁尼琴似乎已经不满足于通过文学作品体现其思想观点的“间接”手法，而干脆直抒胸臆，就事论事，对俄国的历史和现状、特性和命运，乃至问题和药方，都给出了独到的论述，较为集中地表达了他的“新斯拉夫主义”的思想。

索尔仁尼琴的三部政论作品有两个贯穿的思想，一是对人民的“自我管理”方式的倡导，一是对俄罗斯民族特性的强调。实行“自下而上”的改革，“自下而上”的民主，这既是索尔仁尼琴给出的改革出路，也是他政治主张的核心。他认为，俄国的力量、精华和希望，全都积淀在俄国的深处和底部，只有从最基本的民族利益出发，体现最普通人民的愿望，俄国的复兴才有希望，俄国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和发展道路也才能得以彰显。在谈到俄国的历史和现实时，索尔仁尼琴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提到西方，或是拿西方做比对。索尔仁尼琴面对西方的态度大体是这样的：历史上的西方，多是加害于俄国的，西方世界对俄国一直怀有敌意，在俄国强大的时候，它会千方百计地利用它，或削弱它，在俄国衰弱的时候，它又总是幸灾乐祸，并常常趁人之危干一些不地道的事情。当今的西方世界，虽然“万事如意”，却是一个文化垃圾的策源地，它给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健康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更为可怕的还有一点：西方还总是对俄国构成一种虚妄的诱惑，让俄国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取向不时地左右摇摆，无所适从，从而极大地影响到了俄罗斯人民族自信心的树立以及俄国自主发展道路的开辟。

可以看出，在对“下层”和“西方”的认识上，索尔仁尼琴和俄国历史上传统的斯拉夫派大体上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比较，索尔仁尼琴的心态似乎更为复杂一些，置身于“倾塌的俄国”，他的语气中已经少了一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在面对西方时的自得甚至优越感，他不得不承认当今的西方相对于俄国的“先进”和“富足”，但是，他却没有因此而放弃对俄国独特发展道路的坚持，对俄罗斯民族的“精神优越”的鼓吹，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对传统斯拉夫主义的核心进行阐释和发展，索尔仁尼琴无疑需要一种比“老斯拉夫派”更多的勇气和更大的自信。

从《我们如何安置俄国》的开出药方，到《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的反思历史，再到《倾塌的俄国》的针砭现实，深深关切着俄国的索尔仁尼琴，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始终在思考俄国的命运，被称为“俄国文学主教”的他，却一度放弃文学作品的写作，转而写作了这组政论。他以俯瞰历史、指点江山的豪气，带着干预现实的勇气，再一次扮演了先知和布道者的角色。他和他的思想无疑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我们如何安置俄国》的印数据说高达2700万册。当然，将以“地方自治会”为代表的自我管理体制视为俄国的惟一出路，不从特定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出发去对某位君主或某种体制作出评判，对除俄罗斯民族之外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持有程度不等的偏见和敌意，索尔仁尼琴的这些观点和立场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而他让妇女返回家庭的主张、称弗拉索夫的俄奸部队是“人民之声”的说法等，就是幼稚和可笑的了。但是，我们感到，比起索尔仁尼琴言说的内容，他言说的方式和姿势，或者说，他挺身言说的行动本身，却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他的这些思想虽然似乎并不构成一个严密的体系，却使他成了俄国文化史中又一个集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大家；他的理论最终未能成为当今俄国的一副济世良方，却无疑能使索尔仁尼琴在20世纪的俄国思想史中占据一席之地。

俄国新出的一部文学百科全书在关于索尔仁尼琴之词条的最后，有这样一段文字：“在18世纪和19世纪，俄国文化塑造出了一种先知作家的形象，这样的先知作家用自己的语言抨击虚假，传播真理。索尔仁尼琴或许就是将作家天赋和布道者使命自然地合为一体的最后一位俄国作家。他简洁地表述过自己生活惟一的崇高意义：‘我在书写俄国历史的真理。’”真不知索尔仁尼琴之后的俄国，该如何来弥补这个因他的离去而出现的巨大的思想空缺。普希金去世后，果戈理曾感慨：“这样的俄国人或许两百年才能再出一个。”虽然此后不过几十年，就涌现出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成群的天才”，但果戈理关于普希金对于俄罗斯民族之重要性的估价无疑仍是合理的。索尔仁尼琴自己在与一位苏联高官的交谈中曾骄傲地说过：“我想毫不谦虚地对您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存在20年、30年，甚至50年。”在索尔仁尼琴离去之际，我们也不妨大胆地预言一下：另一个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文化伟人的诞生，俄国或许将不得不再等上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