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96年雅典举办纪念现代奥运恢复10周年运动会时，张伯苓看到许多欧洲国家奥运选手虽然获奖希望渺茫、仍然踊跃参加奥运项目比赛，从而理解了奥运“参与、平等、竞争、团结”的精神真谛，并在第二年10月一次天津校际体育运动会颁奖仪式，发表了中国筹建奥运代表队，参加奥运会的演讲。这是近代中国人最早发出的对奥运会的呼唤，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奥运梦想。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参与和发起组织最早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即远东运动会）。他是第二、三、九届的中国领队和第三、五届的总裁判。他说，远东运动会“大足以发扬国际间相互之了解，而增进其谅解”，他所领导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作为唯一全国性体育团体，为推动全国和各地区体育运动，加强与国际体育组织的联系，作了大量艰苦的工作，1931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中华全国体协为中国的奥林匹克委员会。他说，“我国体育事业之发展及在国际上得有相当地位者，本会不无微功”。
张伯苓还是促成1932年刘长春代表中国参加洛杉矶第十届奥运会的关键人物之一。是他领导的中华全国体协在伪“满洲国”妄图争夺洛杉矶奥运会参赛权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刘长春等人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而且是张伯苓亲自急电国际奥委会为刘长春等人报了名，使中国运动员如愿与会，中国国旗第一次在奥运会场上高高飘扬，开启中国奥运史的重要篇章。此后，张伯苓还为这届奥运会题词：“智力竟新，强国之鉴”。1933年8月，上海勤奋书局出版《刘长春短跑成功史》，张伯苓又特为该书作序，赞扬刘长春的体育精神。
1936年8月，第十一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召开。中华全国体协再次担当起选拔和训练运动员的责任。张伯苓不辞辛苦，与奥运会联系，洽商有关参赛事宜，还在青岛开办“暑期训练班”培训出席奥运会的运动员。他亲往训练营地看望运动员和工作人员为他们作体育报告。他还被选为出席柏林奥运会的中国领队，虽然因故未能成行。但奥运会结束后，他即主持中华体协召开总结会，同时还讨论了参加下届奥运会的准备工作，决定为此向政府申请专项经费。
抗日战争时期，张伯苓继续领导中华全国体协工作。1943年10月，他与张治中、商震等发起募集五百万体育经费运动，以期振兴抗战后方体育事业。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后，张伯苓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同仁开始考虑战后在中国举办一次奥运会问题，6月1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监事会议第二次联席会讨论今后5年工作计划。王正廷、袁敦义、董守义等提出“第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1952年）在中国举行案”，获一致通过。9月7日，召开常务理事会，正式启动这一提案，并委托张伯苓和王正廷负责“向政府商洽”。
历史证明，张伯苓是最早的奥运践行者,以其40年的不断奋斗拉近了中国人民与奥运的距离。
（本文作者为南开大学教授、校史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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