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普通读者有所不知的是，赞辞一般出于该书作者的好友、同事、老师，或者是同一出版商、代理人名下的作者们，其实很多书评岂不也是如此。这些赞辞往往并非出自自愿，更不是口吐真言，而是代表着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盛情难却、勾心斗角、相互奉承拍马以及偿还人情债务等等。对于作者来说，是否要赞辞有时非常微妙，不好掌握。若你平时不怎么给他人写赞辞，那么轮到你出书时就不易征集到所需的美言，而这往往是出版商所要求于作者的。然而，若对赞辞有求必应，或者给自己的作品罗列太多条，有人就可能称你为“赞辞婊子”。但有时赞辞也能成为文化新闻。离群索居的美国作家托马斯・平钦（Thomas Pynchon,1937-）每次打破沉默给人家写赞辞都能让媒体激动不已。最近，《邮路杂志》（Post Road Magazine）还专门刊出了1966-2003年间这位黑色幽默小说家给多位作家所撰的几十条赞辞。同样，南非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科埃泽（J.M.Coetzee）平素很少接受采访并躲避媒体追踪，但给人家的书背写赞辞时却非常健谈。对于大多数著名作家来说，为人写赞辞经常是崇高的义务。许多作家（如奥茨）“下赞”以支持自己从前的学生、名气稍逊或者那些刚崭露头角的作家，这些人反过来也认可赞美者的影响力，并不想对他们的高人一筹提出挑战。还有像约翰・厄普代克、菲利普・罗斯这样的大作家，他们往往更喜欢捣鼓评论家对自己早期作品的赞誉，而非收罗对自己新作品的溢美之词。当代作家还可以通过“上赞”让自己与伟人为伍，如为一部重印的经典或者为刚去世不久的作家的身后作品写赞辞。然而，有一种赞辞据说必须避免。诺顿出版公司的编辑罗伯特・韦尔指出：“当一部作品的赞辞有多条时必须十分小心。即使两位不同的赞辞撰写者都仰慕同一位作者，他们也可能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如果他们知道另一位也在里面就会拒绝把自己的也列在内。”
当然，也有作者一厢情愿单相思要人写赞辞而受到拒绝的情况，这就像恋爱也会伤人甚至造成两人绝交。有位叫罗克珊・罗宾逊的女小说家就曾收到一些“让人怒火中烧的拒绝”。据说，有位作家是这样拒绝她的：“我阅读速度很慢，我将难以做到给予您的作品该有的关注度。”另一个拒绝更是让人伤透了心：“我真的抱歉，但我想我给您的书写赞辞是不合适的，因为您太著名了。”从被索求赞辞的作者的角度来看，他们有时也左右为难。小说家科拉姆・麦卡恩说：“我写过很多赞辞，但有时我情愿什么都没写过。那是个可怕的怪圈。”他说自己至今还在为曾拒绝过一位爱尔兰作家而不安，并解释说：“我使用惯用的借口说自己正忙于写小说，目前腾不出时间来读他的新作。但事实是我读了他的这部作品，并不喜欢。不久作者来信告知了一个让我哑口无言的消息，即本著出版还有一年半时间。我为赞辞而苦恼，为之失眠。然后，我便直截了当地写信告知我写不出来。为写该信我用了好几天时间。据说该著最终未能出版，而我曾给比这部作品更次的写过不少赞辞。”
在笔者看来，有一定阅读经验的读者是不大会把这些赞辞当真的，他们会更在乎这位作者的背景以及自己的判断。封面封底的这些赞辞是否对图书销售有良好的推动作用，据说尚无确切的证据能足以说明问题，但出版商一般认为这至少不会起反作用，不必冒险的事当然是值得做，再说为此忙乎的是代理人或作者本人，又何乐而不为呢？因此，现在出版商在接受书稿前赞辞往往就已准备好，颇有些像推荐信了。与此相类似，据说国内一些学术考核或评奖机构，规定参评人必须提供其著作的书评，而书评的来源、内容与西方的这些新作赞辞无疑有惊人相似之处。如此看来，这种评奖岂非幼稚？
美国左派文论领袖、后现代文化批评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早已为国内学术界所熟知。近二十年来，他曾数度来华并在北京大学、社科院等高等学府及研究机构讲学，其著作《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1981）、《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1991）等都是关心西方文论或文化批评的学生教授们耳熟能详的必读书、常备书了。最近，这位已愈古稀的教授将自己撰写于1963―2006年间的二十篇论文结集出版，书名叫《现代主义论文集》（The Modernist Papers,426pp.Verso）。该文集记录其阅读现代主义作家的心得，反映了其与现代主义的密切关系。其中每一篇都像一棵大树的年轮，代表着这位极其多产的批评家某一年的成就。作者说可以把该论文集看做是其五年前出版的关于现代性理论的著作《单一的现代性》（A Singular Modernity）的“原始资料集”。
这部著作可以被看做是批评家思想演变过程的反映，因此正常情况下应该以作品的写作先后排列次序。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该著各篇并非按年代先后编排，而且也看不出相邻的论文有什么如类属、主题、历史、国别、理论等等的逻辑关系。马拉美与斯坦因被放在一起并独立成章，斯蒂文斯与兰波、波德莱尔、叶芝和塞尚为伍，塞利纳又与威廉斯并肩。我们只能猜测这种结构上的混乱是对现代主义对线性思维的攻击信号，是对传统进步观的批判。詹明信属于漫长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的一员，同时又深受其前驱的影响，因此对于现代主义文学观所持的态度是既拥护又批判。《现代主义论文集》里的每一篇论文，其实都是作者本人在重新审视过去的一个半世纪内资本主义的全球蔓延是如何影响了文本的写作与阅读的。在他看来，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历史范畴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各阶段相一致的。詹明信的全部作品都在设法解释，伴随资本主义而来的抽象的社会经验是如何在作家艺术家尚无知觉的情况下被吸收并随后反映在文学艺术创作的形式上的。在他看来，20世纪初的各种现代主义表现技巧都是为了适应人类经验的变化的。就像波德莱尔之于本雅明的艺术生产论那样，马拉美也成为了詹明信论述现代主义的中心人物。《唯物主义者马拉美》（“Mallarmé Materialist”）一文让人眼花缭乱：一方面作者在注重文本细节的同时并未失去对其重大理论问题（即资本主义对文学形式的影响）的关怀；另一方面，其文笔非常晦涩难以卒读（难怪他曾于1996年获得《哲学与文学》期刊评选的“年度最差写作奖”三等奖），但据说这种难读正是作者为了要达到的某种效果，即让读者慢下来并促使他们思考问题。这篇文章的落款也令人惊叹：1963-2006。也就是说，对马拉美的研究伴随着其迄今为止的整个批评生涯！
早就听说钱锺书先生有读词典的癖好，在从欧洲回国的轮船上拿着《简明牛津词典》读完一页便撕去该页，一个旅程下来，一本词典没有了，内容都装到这位大儒的脑子里面了。当然，在西方也有以读词典闻名的，如法国诗人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1811-1872）与英国批评家佩特（Walter Pater,1839-1894）。据说前者是为了让诗歌的表达方式更加丰富并增加异国情调的魅力，而后者是为了使自己的散文更加纯粹，教会自己如何避免用不妥当的词。钱先生也许另有意图。一本“简明牛津”有一千多页，而且词典印刷都是小字号密密麻麻的双栏排印，这已使我们惊叹不已。然而，现在有更令我们匪夷所思的事！一位叫阿莫・谢伊（Ammon Shea）的美国人花整一年时间读完了有20厚卷三栏排印的整部《牛津英语大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并写了一本书讲述其“我感觉似乎在吃字母”的经历：《阅读牛津英语大词典：一个人、一年、21730页》（Reading the OED.One Man,One Year,21 730Pages.223pp.Perigee）。他干此苦差事的目的据说既不为文风的纯粹也不为吟诗作词，仅仅是想分辨并体验那些不易搞清楚发音方法的错位咬合的希腊语与拉丁语的混合词。因此，谢伊的这本奇书让大量奇形怪状、命运不佳、早已迷失而又非常美丽的多音节词汇得到复生。最后，作者对这部费了他巨大精力甚至健康的词典的感悟是：“《牛津英语大词典》是人性状况缺陷的一个清单。”（TheO.E.D.is a catalog of the foibles of the human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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