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横扫整个欧洲文明的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感情方式，它的特点就是追求有朝气而热情的生活方式，并喜欢奇异的东西，热衷于想象或现实中的异国情调。法国作家弗朗索瓦・夏多布里昂坐在伦敦肯辛顿公园的大树底下，写下了描绘北美原野和印第安姑娘为爱情而死的小说《阿塔拉》；英国诗人塞缪尔・柯尔律治在与威廉・华兹华斯和他妹妹一起散步后，在鸦片酊的刺激下，也写出未完成的名著《忽必烈汗》；法国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去摩洛哥旅行，创作出了像《阿尔及尔妇女》这样色彩绚丽的作品；他的另外几幅著名画作，如《希俄斯岛的屠杀》和《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也是这类题材。浪漫主义的思潮影响是如此之大，连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也要从辉煌壮丽的凡尔赛宫殿逃出，跑到她的模拟田园风光的“小特里阿农”（Le Petit Trianon）别墅，扮作一个乡村牧羊女。
普罗斯佩・梅里美（Prosper Méri mée,1803-1871）天生具有浪漫主义的气质。他生于巴黎一个有教养的诺曼人中产阶级家庭，原来攻读法律，但是他的兴趣却在希腊语、西班牙语、英语、俄语和这些语种的文学，是包括普希金在内的多种俄语文学的第一个法语译者。他最喜欢历史、考古、神秘主义和怪异的事物。当时，定居巴黎的著名作家夏尔・诺迪埃（CharlesNodier,1780-1844）在1824年被任命为阿塞纳尔图书馆（Bibliotheque de l’Arsenal）馆长后，1833年又被选为法兰西学院（Academic francaise）院士，成为巴黎文学界的领袖之一，在他的阿塞纳尔的客厅中，聚集了维克多・雨果、阿尔弗莱德・德・缪塞和圣伯夫等后来成为浪漫主义运动中心人物的青年人。研究者认为，梅里美虽然不很欣赏诺迪埃的作品，但无疑深受他的影响，特别是他鼓励法国浪漫主义者到国外去寻求灵感的主张，激励了梅里美，不但喜爱上苏格兰作家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描写中世纪的历史小说和俄国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的表现残暴的心理剧，还喜欢外出去体验异域的神秘。
自从1608年英国旅行家兼作家托马斯・科里阿尔（Thomas Coryat,约1577-1617）旅游欧洲，并在1611年出版的《科里阿尔在法国、意大利等地五个月的仓促之旅》（Coryat’Crudities hastily gobbled up in Five Months Travals in France,Italy,&c）中对当时的欧洲生活作了细致生动的描写之后，影响了一代代的贵族和上层阶级人士，只要是在和平的岁月里，总喜欢去往异域见识新的事物、找寻新的刺激，以致形成所谓“大旅游”（Grand Tour）的传统。只是到了19世纪初，一场持续15年、涉及多个国家的“拿破仑战争”（1801－1815）使这一传统一度中断，直到1815年6月22日拿破仑退位，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正常，“大旅游”重新在欧洲社会掀起，再次成为时髦。这正迎合梅里美的需要。
在梅里美所喜爱的希腊、英国、俄国和西班牙等异域中，他最向往的是西班牙。他出版于1825年的第一部作品《克拉拉・加苏尔戏剧集》（Le Théatre de Clara Gazul）就表现了他对西班牙的浓厚兴趣。这部收有六个剧本并附有“克拉拉・加苏尔”传略的所谓“克拉拉・加苏尔戏剧集”，实际上是梅里美自己的戏剧创作，梅里美不但以他小说家的手法，虚构出一名叫克拉拉・加苏尔的西班牙喜剧女演员，说她是一个“莫尔人血统的温柔少女，以演唱古老的西班牙情歌而闻名”，还说她曾创作有九个剧本，其中的六个最初是由一位他虚构叫约瑟夫・莱斯特兰奇（Joseph Lestrange或Joseph L'Estrange）的人译成法文于1825年出版。随后在他1829年的小说《查理九世遗事》（Chronique du règne de Charles IX）中，还写到一个叫米拉（Mila）的亚吉普赛女子。
就在这“大旅游”的潮流中，梅里美再次想到了他所向往的西班牙，于是就在1830年的6月27日动身前往西班牙这个充满诱人色彩的地区，在那里待了六个月。这可是一次真正的异域考察。到达西班牙之后，梅里美没有停留在首都马德里，而或是步行、或是骑驴、或是坐着马车，遍游科尔多瓦、塞维利亚、卡迪斯、瓦伦西亚、巴塞罗那，使他能够真实地感受西班牙独特的风情，目击那里土匪、走私贩、斗牛士和吉普赛人的生活，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并写出一篇篇有关这个地区人们生活和风土人情的报道。
1831年1月2日，梅里美的第一篇通讯《斗牛》（Les Combats de taureaux）在《巴黎评论》（Revue de Paris）上发表。随后，第二篇通讯《执行死刑》（Une Exécution）发表在3月13日的《巴黎评论》上，8月26日，又发表他发自西班牙的第三篇通讯《西班牙的贼盗》（Les Voleurs en Espagne）。1833年12月29日，《巴黎评论》发表他的第四篇通讯《西班牙的巫婆》（Les Sorcières espagnoles）。看得出来，通信中这些有关西班牙特有的地方风情，既是梅里美对怪异事物的捕捉，也是使欧洲人深感惊异和欢喜猎奇的。
在1830年刚到西班牙不久，梅里美就有机会结识了蒙蒂茹女伯爵（Countess of Montijo,1794-1879）。
蒙蒂茹女伯爵原名玛丽娅・曼努埃拉・柯克帕特里克（María Manuela Kirkpatrick），是苏格兰侨民、美国驻西班牙马拉加（Malaga）的领事威廉・柯克帕特里克和他佛兰德斯的妻子朵娜・弗兰西斯卡・格里韦尼的女儿。她于1817年与西班牙的一位大公台伯伯爵，也就是后来的蒙蒂茹伯爵堂・西皮里亚诺・德・帕拉福克斯・珀托卡里罗结婚，于1825年和1826年生下两个女儿。40年代，为了两个女儿可以获得良好的教育，她带着她们迁居巴黎。在这里，她和前任英国驻西班牙大使期间就认识、如今升为掌玺大臣的克拉伦斯伯爵乔治・威廉・维利尔斯重新接上关系，可能还成为他的情妇。在这里，她又见到了梅里美，两人的深厚友谊一直持续到梅里美去世。
蒙蒂茹女伯爵与梅里美相识后，很快就成为朋友，并邀请作家担任她小女儿欧仁妮的家庭教师。欧仁妮后来在1853年嫁给了一年前登上王位的路易・拿破仑，即拿破仑第三，成为欧仁妮王后，于是，梅里美几乎是一夜之间便成为宫廷的王家密友，并当上了议员。
就在刚认识不久的1830年，广听博闻的女伯爵曾向梅里美说起过一件真实发生过的事：有个吉普赛少女，在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的马拉加被她嫉妒的情人用刀刺死。这故事给梅里美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把它写进给年轻少女珍妮・达克根（Jenny Dacquin）的通信中。梅里美从1832年12月29日在滨海的布洛涅（Boulogne-sur-Mer）第一次见到珍妮后，终生一直与她通信，这些信在梅里美去世后于1873年以《与一位不知名的少女的通信集》（Lettres A une inconnue）为题出版。
1840年10月21日，梅里美再次访问西班牙。来到这个地方，又一次的经历使梅里美再次想起蒙蒂茹女伯爵说的事。一天，梅里美进一家酒吧时，见到一个具有吉普赛女孩特征的漂亮姑娘，但认识她的人都以卡门的昵称叫她卡门西塔（Carmencita），也就是“小卡门”。这让梅里美酝酿出一篇关于一个爱情不专的西班牙吉普赛姑娘被一个深爱她的士兵所杀的小说《卡门》（Carmen），最后于1845年5月16日写成，并发表在同年10月1日的《两世界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上。
《卡门》共四章，一、二两章是带有作者真实经历成分的第一人称“我”叙述他作为一个考古学家在西班牙南方科尔多瓦等地的见闻。第三章是“我”的记述，从何塞・纳瓦罗口中“我听到了下面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余中先译）。这一章是小说的主体：西班牙士兵何塞・纳瓦罗热烈爱上了吉普赛女子卡门；当发现她对他不忠后，他杀了他的情敌，并要她跟他“一起走”。但卡门是个爱好自由的人，她想要的是“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她“不愿意被人纠缠，尤其不愿意听人指挥。”她甚至声言：“要我跟你走向死亡，这可以，但是要我跟你活着，决不。”于是，生性嫉妒的何塞就杀死了她。小说的最后一章是作家1847年补写的，读起来像是作家写给他的出版人的信。
在小说《卡门》中，梅里美通过“年轻、娇小、苗条、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比任何一个吉普赛女子都漂亮”的女主人公的死亡，表现了美、爱与死的结缘，典型的女性悲剧命运。显然是由于这一主题的普遍意义，才使作品获得世界性，不但被作曲家乔治・比才（George Alexandre César Léopold Bizet,1838-1875）改编为同名歌剧，如柴可夫斯基说的，“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歌剧”至今不衰，还多次被改编为芭蕾舞。
读小说《卡门》时，人们不由会感到，小说家的才性和敏感，特别是由于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固然会使梅里美捕捉到这一主题，并把故事写得优美和感人，令人惊异的还有作品中对西班牙风土人情的叙述，从谚语、俗语、切口、行话，到生活习俗、神话传说、历史掌故，都写得那么的生动有趣，甚至可以说是确切精到。毕竟作家两次去西班牙，都只有短短的一段时间啊。乔治・T・诺图普发表在1915年7月号《现代哲学》（Modern Philology）上的文章《乔治・博罗对梅里美的影响》（George T.Northup:The Influence George Borrow upon Prosper Merimee）中指出：
“对梅里美的生活和创作感兴趣的学者一般都认为，《卡门》中有关吉普赛人生活的描绘是由于作者对他所感兴趣的这些人的语言和传统，直接做过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因此，要说《卡门》是吉普赛人advivum（生活）的一幅肖像画不算全错；但是博罗的著作是《卡门》原始资料的重要部分，似乎没有注意到。”
确实如此。在《卡门》最先发表于《两世界评论》之后补写上去的第四章中，梅里美曾经提到博罗：“英国传教士博罗先生，就是那个写了四本关于西班牙波西米亚人生活的十分有趣著作的作者……”
托马斯・博罗（Thomas Borrow,1803-1881)是一位旅行家，还是散文家和语言学家。1835年，他作为“圣公会”（Bible Society）的传教士，受命去西班牙工作，在那里待了差不多五年时间。工作结束后，回国与一名寡妇结婚，写作自传性的《莱文格罗》（Lavengro,1851），还有记述自己见闻的《圣经在西班牙》（The Bable in Spain,1843）和《吉普赛人》（Gypsies,1857）等著作。看的出来，《卡门》中许多有关西班牙和吉普赛人的生活和历史以及习俗等方面的知识，都受惠于博罗的著作。事实上，梅里美在一封给珍妮・达克根的信中也承认许多有关吉普赛人的知识，都来自博罗的书：“那天你问我，我哪来的有关吉普赛方言的知识。许多事我都忘记回答你，这是我从博罗先生那得来的，他的书是我所曾读过的最奇特的书籍之一。”
在小说第二章谈到西班牙人有关女性的人体美时，梅里美写道：“按照西班牙人的说法，一个女人若要称得上漂亮，必须集中30个条件，……举例来说，她必须有三处黑：眼睛黑，眼睑黑，眉毛黑；她得有三处细巧，手指、嘴唇和头发，等等等等。至于其余部分，请参阅布朗托姆的著作。”
皮埃尔・布朗托姆，原名皮埃尔・德・布尔代耶（Pierre Brantme,Pierre de Bourdeille,约1540-1641）是法国军人和传记作家。他旅行各地，足迹遍及意大利、苏格兰、英格兰、摩洛哥、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地，曾见到伊丽莎白女王，还曾伴随死了丈夫的玛丽・斯图亚特；并与很多名流交往。后因从马上摔伤，晚年从事写作。他的回忆录（Memoirs,1665-1666）生动地描述了他所认识的许多各国名人，尤其是著名女性，像是一部“名媛录”。梅里美就是从这部书的第二卷中，读到有关西班牙美女三十条标准：“三白：皮肤、牙齿和手；三黑：眼睛、眉毛和眼睑；三红：嘴唇、脸颊和指甲；三长：身子、头发和手；三短：牙齿、耳朵和脚；三宽：胸乳、额角和眉间；三窄：嘴、腰身和脚脖子；三粗：胳膊、大腿和小腿肚；三细：手指、头发和嘴唇；三小：乳头、鼻子和脑袋。”（余中先译）
在小说中，读者还可以读到许多梅里美自己所加的注释，如第三章中一条有关卡斯蒂利亚国王堂佩德罗的注释，长达六百多字，涉及历史、传说、逸事，还有不同文献的比较，可见甚至作品中的每一句话，梅里美都做过认真的研究。
《卡门》的成功说明，并不是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加上一点道听途说，再凭借写作技巧，就能创作出一部甚至一篇好作品的，作家还得有自己的真切感受，此外，恐怕作家还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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