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个《读书》服务茶叙会。最早借南小街“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一个会议室举行。我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现在的欧洲研究所）也借这座楼的一层楼作为草创时期的临时办公室。所以就便下楼去看看。那个会议室相当简朴，很“传统”：一排排长条桌如同小学生的课桌，椅子是长条的“板凳”。桌上摆几碟稻香村糕点，几只搪瓷茶杯，几把竹条暖瓶。还有个“小舞台”。第一次参加时，一个与我年龄相若的男士，走上“台”去，向“台”下拱拱手，说：我们聚在一起，没有主持人，没有主题，没有“结论”（此所谓“三无聚会”），大家随意聊聊，来去自由……之后，各自找自己想找的人，三三两两地，聚为几“摊”。从此我结识了不少朋友。
这样的会参加的多了，加上给《读书》写点儿东西，就认识了一些三联的编辑，吴彬啊，赵丽雅啊，倪乐啊，等等。赵丽雅（现在的“扬之水”）在《读书》里的分工是“外国文化”，我的“涉洋”文字大半先到她手里。一次收到她一个谈稿子的便笺，钢笔字，标准“馆阁体”，签署赵XX“裣衽”。后来交往多了，知道她的分工同她的兴趣并不完全吻合，果然后来她成了诗经、楚辞、古文献、古文物的专家。
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心文事》，是在三联出的，是《读书文丛》中的一本，取文事难于累卵，文心细于牛毛之意。三联做书很重视装帧的风格，一看就知道是三联出的，有三联味。《文心文事》的封面，印了我几行手迹，底色是纯白的，看着很洁净、素雅、舒服。
三联本没有自己的楼，买三联的书，要到南小街一个叫“竹竿胡同”的临时售书点。街名“竹竿”，足见其窄小了。后来几经辗转，三联终于有了自己的大楼了，其间过程，沈公的书里有详细的追述。这座楼比起如今的豪华“写字楼”来，还是寒酸了点儿，不过读书人在此有种亲切感。我最看中的，除书以外是二楼的小咖啡厅，是新朋旧友聚会之所。三联好像是比较早开架售书的，所以青年人来的比较多。他们看中了一本书，就在楼梯阶上坐着看；时时把整个楼梯坐满了。于是三联动员他们靠两边坐，让出中间一条上楼的路。这种情景我看着很愉快。今天我腿脚不灵，走不动了，更上不了楼了；但过去在咖啡厅里的一些聚会一直留在记忆里。老一辈人逐渐离去，我也已步入老境，虽然尚未颓唐，确实难于动弹了。
沈退董来，三联格调依然。董老板在“五朵金花”时期我未见过。可是她从香港回来接沈公的班，却是自来熟。她快人快语。一次我们到三联对面的一家杭州菜馆吃饭，正好碰上她也在，突然问：你们给别的出版社出书，为什么不给我们也写一本？我们说正准备写《冷眼向洋》，还在同合作者磨合当中。不料第二天，老董突然和倪乐一起到我们家来了，说那本书三联决定要了……就这样定下来了。
过些时候，我打算弄一本17世纪末与欧洲神学和“汉学”相关的小册子（我对这个时期的西欧有兴趣，时常提起，以致倪乐常开玩笑说，“我们17世纪”如何如何），觉得这样冷僻的稿子，谁肯出？在我，自有我的兴趣，出版社和读者可不会跟着我的兴趣走。不料我不经意地提出，三联居然很快接受了。某日，适遇老董，她说：“您就动手弄起来吧！”这本冷僻得不能再冷僻的书，就这样出来了。三联很“慷慨”，接受这本“冷”书；原因之一是三联的包容性大，它除了各种文化学术的书之外，有几种小开本丛书，可以容得各式各样的稿子。我这本书题叫《有关神的存在和性质的对话》，辑入了“文化生活译丛”中。书出来了，我特别满意是它的封面设计，古香古色，一男一女，“神”的信徒，插上一副大翅膀，神情专注地翻看《圣经》，与书的内容很合拍。得记上一笔：责任编辑是倪乐，封面设计是张红。
“三联”有一批称职、敬业、水平很高的编辑。一个出版社质量如何，有没有自己的特色，编辑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一部书稿到他们手里，完全可以放心，他们不放过每一行、每一个字，他们会给你提出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孙晓琳在编辑《冷眼向洋》修订版、《欧洲文明的进程》等书稿时，我领略到了所谓“责任”编辑的“责任”二字就是这样的。
三联不是一个孤零零的书店或出版社，不仅只是出书、卖书而已。它像个文化人的“联络站”，许许多多的线牵连着五湖四海的读者和作者。老中青都有；三联把他们看做朋友，他们自然也把三联看做自己的朋友，经常地、时不时地保持着各种形式和渠道的来往。无论是哪一方面的朋友有了些问题或麻烦，大家都关心，甚至牵挂，想方设法去维护那固有品位的风格。因为风格是一种传统，几十年传下来的，不容易。
陈乐民，1930年生，浙江湖州人。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在三联书店出版有《文心文事》（1992）、《有关神的存在和性质的对话》（1998）、《欧洲文明的进程》（2003）、《冷眼向洋》（主编兼作者，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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