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路求真不辞漫漫修行

王路

1955年2月出生于北京，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导。中国逻辑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逻辑学会副会长；北京书生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

曾在德国明斯特大学哲学系、德国明斯特大学莱布尼兹研究所、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逻辑和形而上学系、日本东京都国立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学习和访问研究。

主要著述：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弗雷格思想研究》、《走进分析哲学》、《逻辑的观念》、《“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逻辑基础》、《逻辑与哲学》、《寂寞求真》,并有《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版）、《算术基础》（商务印书馆版）等译著十余部。

上午是王路教授雷打不动的工作时间，我们的谈话约在了下午。秋日午后的阳光温和洁净，在他的脸上照出一层透明的光彩。他很健谈，条理清晰，声音浑厚，听说他的课很得学生好评。不过谈完以后我明白，那些外在的吸引力背后，真正有力量的是他对学术理念的执着，还有他特别理性的学者气质。

读书是生活方式

今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三十年。当年能在那里读书真是挺幸运的。经过文革，能够读书了，还是读研究生，我们那一代人都觉得机会难得，读书认真也刻苦。1978年社科院研究生院刚组建，没有校舍，我们哲学系到处租房子，从北京工会干校，到通县的旅馆，最后是北京十一学校，三年搬了好几次家。在工会干校的时候，十几个人住一间教室，又住宿又学习，条件真是艰苦。不过，这些事情也就是今天说说而已，当时我们真不觉得什么。我记得这些往事，因为那是我的学术起点。在那里，我认识了我的老师和一些同学，进入了金岳霖这个师门，也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

中国人很讲究师门和学派。我去过金先生家几次，但是没有谈过学术。我对他人格魅力的了解，主要是听来的。后来我通过阅读金先生的著作，对他的思想有了一些认识，才真正钦佩他了。我逐渐明白人们为什么要谈论金岳霖。金先生早年创建清华大学哲学系，中间转北大哲学系，后来到社科院哲学所建立逻辑研究室，曾经是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和他有直接的接触和交往，受他的教诲，因此对他有感情。但是金岳霖也是一位历史人物，他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有影响。这种影响，在我看来，主要是在逻辑和哲学。

我的老师周礼全先生不如沈有鼎先生、王浩先生出名，但他是金先生最亲近的弟子，他的思想理路与金先生也更为接近。跟着周先生读书，突出的感觉就是“细”。仔细的阅读，细致的分析，不忽略细节，文字表达的细腻等等。冯友兰先生在评价金先生的时候说，金先生的本领是可以把简单的东西说得复杂。我想，这其中就有“细”的因素和作用。这种“细”，至今我做得也不如周先生。但是它对我的学术方式确实有很大影响。今年6月8日，周先生在美国去世了。我非常怀念做周先生学生和在哲学所的那段日子，那时我常常去周先生家，无话不谈。当然，谈论最多的还是学术。

学术传统的精髓

我来清华已经6年了。此前我在社科院哲学所，算上读研究生，待了24年。在最近几年里，我常常回想起哲学所的一些事情。也许是由于离开它，对它的一些东西反而看清楚了。我觉得，哲学所有一个最大的优势，这就是它有深厚的学术传统。这个传统是金先生、贺麟先生，还有其他一些老先生建立起来的。在我看来，这个学术传统的精髓就是以学术研究为第一生命。前两年在哲学所成立50年庆祝会上，邢贲思先生说，他在哲学所的那些年，整个哲学所，老老少少，上上下下，一心一意搞科研。这是邢先生在哲学所31年的深切体会，既作为学者，也作为管理者。“一心一意搞科研”，说起来简单，真正做起来并不是那样容易。哲学所的历史告诉我们，金先生、贺先生等老一辈学者没能做到，哲学所的其他人也没能做到。不过，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是无奈。在过去的岁月，这个传统曾经遭到严重的破坏，如今它也在经受着各种各样的冲击。但是，正是由于有金先生、贺先生等前辈以及他们的门人弟子，还有许多受到他们熏陶和教诲的后辈同人，这个传统一直坚持顽强地延续着。我受益于这种传统，我的学术理念是在这种传统中形成的。

清华与社科院不同，它是大学，教学始终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当然，大家都知道，学术研究也非常重要，它是搞好教学的重要条件和保证。从1994年起，我应邀在一些高校中讲学，所以，对教学我并不陌生。我喜欢给学生上课，喜欢和学生面对面的交流。所以来到清华以后，我没有觉得研究受到影响，也很快适应了教学。也许是由于有社科院的背景和经历，对于教学中的一些问题，我有一些自己的认识。

国内哲学教学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方式问题。哲学教学要讲述哲学史上的主要人物和思想，哲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哲学的重要流派和发展等等。有人认为哲学主要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思维能力。也有人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固然是培养思维的能力和方式，但是也包含哲学知识的传授。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实现。像现在这样上一大堆导论课概论课原理课，大概哪一个任务也无法完成。我曾在德国学习，也到英美等其他一些国家做过访问研究。我觉得，我们与西方大学在哲学教学上的主要差距之一是在文献阅读上。哲学与其他学科不同。它的主要概念和思想，它的理论和方法，它的思维方式和眼界，只有通过阅读文本，通过对文本的深入分析和理解，通过围绕文本进行深入的讨论，才能获得。泛泛而谈，仅仅停留在物质精神、主观客观、身心二分等等一些概念的表面，是无法引导学生进入哲学殿堂的。当然，阅读和讲解哲学文本，本身是有要求的，不会像这里说说这样简单。因此改变目前的方式，需要很大的努力。

另一个是理念问题。这其实也与哲学研究的理念有关。我国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人一般非常重视问题意识，强调要把哲学的学习和研究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这样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把它作为对整个哲学的看法，对全部哲学的要求，肯定是要出问题的。还有，强调问题意识无疑是对的，关键是问题来自哪里？是来自社会生活实际，还是来自哲学文本？这样的要求不仅直接导致研究生关于论文的选择，而且会影响到哲学研究本身。实际上，在阅读哲学经典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与这样的理念格格不入的情况。亚里士多德说人们要在解决温饱之后再来研究哲学。奎因说，智慧可以满足人们的迫切需要，“sophia（智慧）才是必要的，philosophia（哲学）并非必要”。这些大哲学家的话不一定都有道理，但是他们关于哲学的一些看法，我们大概也不能视而不见。在我看来，我们关于哲学的问题意识强调得太过了，对于结合社会实践来寻找和思考哲学问题的意识强调得太过了。这对我们的哲学教学和研究生培养有影响，对科研的影响则更大。这一点，只要看一看今天哲学领域的项目内容和资金走向，再看看最后产生的所谓成果就可以了。

在目前哲学界，我对一个做法比较反感，这就是“创新”满天飞，甚至一篇硕士生论文，也要求“创新”。其他领域我不懂，但是在哲学领域，我认为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创新”一定是研究的成果。所谓研究成果，一定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来的新东西。因此，哲学上的创新是很难的。没有读文献，怎么能够断定自己的东西是别人没有认识到的呢？怎么就敢说自己的认识是新的呢？许多学生是在进入研究生阶段才开始接触哲学原始文献的。三年（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纷纷改为两年）的时间，除去那么多公共课，与专业无关的必修课，除去写论文的时间，又有多少时间来阅读文献呢？今天的一些创新成果，充斥着一些新术语、新概念，这些术语和概念来自其他领域或学科，往往又失去了原有的含义。最成问题的是，一些论著的参考文献翻来覆去总是那几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古人固然强调了学习和思考这两个方面的重要性，但是在我看来，我们现在最缺乏的还是读书。读书是需要花时间的，读书也是需要本领的。今天我们差不多都知道强调一手文献的重要性，其实对于研究来说，二手文献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几乎都有自己的知识谱系。不读一手文献，会缺乏对问题本来面貌的理解，但是如果不读二手文献，就无法知道问题的研究结果和状况，因而无法从研究的前沿起步，充其量是在那里写读后感。在这一点上，我不认为关于哲学研究究竟是问题研究还是哲学史的研究的争论有多么重要。二者其实是不太容易完全分开的。认识到这一点很关键。作为研究者，它有助于我们做出真正的研究成果。而作为教师，它有助于我们至少培养起学生们关于文献，关于什么是研究成果的意识。学生在读期间，因为时间所限可能无法做得很好，但是他们至少应该知道这是今后从事研究的一个准则。

是与真――西方哲学的核心

我研究的领域是逻辑和语言哲学，这是比较专门的领域。简单说一说吧。在国内学界，搞逻辑的人一般不太重视哲学，搞哲学的人又往往缺乏逻辑训练。我做研究的重点是从逻辑出发，探讨逻辑在哲学中如何起作用，从而说明逻辑与哲学的关系。如今我的研究也算有了一些成果吧。一个比较主要的成果是使人们认识到逻辑的重要性。另一个成果是从逻辑与哲学的关系出发，提出关于西方哲学的一些新的理解。

在中国，逻辑这个概念是随着西学的引入而出现的，后来才建立起逻辑学科。因此我们是先有逻辑这个概念，然后在中国文献中寻找相关的内容，把它们称之为逻辑。当然，也有人认为，我们自古就有逻辑，也一直在讨论逻辑问题，只是没有使用这个名字来称谓，因而没有这个概念。无论怎样，都会牵涉到对西方逻辑这个概念和学科的理解。另一方面，逻辑经过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尤其是近一百多年的发展，脱胎换骨，成为一门科学。现代逻辑已经成为与传统逻辑有着根本区别的新东西。因此，同样在逻辑的名义下，人们可以谈论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样一来，问题就比较复杂。如今似乎谁都知道逻辑，甚至会谈点逻辑，但是在我看来，逻辑观才是至关重要的。我写的《逻辑的观念》（2000年）一书之所以反响非常大，包括受到许多人的批评，就是因为触及了什么是逻辑这个根本的问题。

简单地说，逻辑的观念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逻辑的理论问题，比如什么是逻辑，什么不是逻辑，这样的讨论厘清对逻辑的认识，有助于逻辑学科自身的发展。另一个是实践问题，比如如何用逻辑、教逻辑等等。我写过《走进分析哲学》（1999）和《逻辑与哲学》（2007），这两本书主要是与如何用逻辑有关吧。我比较赞同一种看法：应该在我国高校哲学系教授现代逻辑，取代传统逻辑。而且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宣传这种看法。现代逻辑产生之后，对哲学影响极大，促成了哲学中的语言转向，形成了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使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学习和研究这样的哲学，必须掌握现代逻辑。而我国过去的教学基本上还是以传统逻辑为主。我认为这种状况必须尽快改变。奇怪的是，我的看法在哲学界得到比较多的赞同，而在逻辑界却招致许多人的反对。有人说我引发了关于逻辑教学的大讨论，不太好听的说法甚至指责我在“砸饭碗”。其实，人们对我的观点有两点误解。一点是我清楚地说明这种“取代”是在“哲学系”。另一点是，虽然我认为应该以现代逻辑取代传统逻辑，但是我并没有批评传统逻辑教学，我批评的是围绕传统逻辑拼凑所谓的“科学体系”。这样的东西是没有的。在我看来，作为逻辑教学，我们应该把逻辑作为一门完整的知识教给学生，包括逻辑的观念和逻辑的技术。因此，归根结底，依然涉及对逻辑的理解。

对哲学的理解也是如此。西方哲学引入中国，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产生影响。反过来，我们在理解西方哲学的时候，也受到我们自己的语言、思想和文化的影响。这样的影响有利有弊。在理解西方哲学中最独特的，而我们自己语言、思想和文化中本来匮乏或不被重视的东西时，尤其是这样。关于“being”的理解，非常典型地反映出这方面的问题。

简单地说，从一开始，我们就把“being”翻译为“存在”或“有”。久而久之，这样的翻译成了约定俗成的东西，我们也习惯地认为这就是西方哲学最核心的概念和内容。近年来国内学界经过关于“being”的讨论，逐渐认识到这里的问题不是那样简单，也有了不同的翻译和理解。一些人认为应该把它翻译为“是”，即作为“S是P”这种句式中系词的“是”。我赞同这样的观点。而且我的主张可能更极端一些，我认为，应该把这样的理解从古至今贯彻始终。在我看来，这其实主要不是翻译的问题，而是理解的问题。我还主张，理解它要结合“truth”这一概念，而且，我明确主张要把后者翻译为“真”，并且在“是真的”这种意义上来理解。在我看来，这样一种关于“是”和关于“真”的哲学探讨，这样一种求是、求真的理念，正是西方哲学最核心、最独具特色的东西，可能也是中国哲学比较缺乏的东西。

从我们自己的语言、思想和文化出发，谈论“有”“无”，谈论“存在”，以及谈论“真理”，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似乎也不难找到相应的材料。但是谈论“是”与“真”，我们总是容易产生隔膜。因为在我们的语言中，系词本来并不是必不可少的词，不会成为语言表达中最核心的东西。因此在我们的思想中，作为系词的“是”所表达的东西不会成为重要的东西，更不会成为核心的东西。同样，“是真的”不是我们语言文字中常见的表达，“真”这个概念和它所表达的东西也不会成为核心的东西。问题是，由于语言、思想和文化的差异，我们在字面上觉得可以理解的，比如“存在”、“有”和“真理”等等，是否一定是西方哲学中最核心的概念？我们直观上不太容易理解的，比如“是”与“真”，是否一定不是西方哲学中非常自然的概念？

“我们这代人是铺路石”

有人曾经问金先生为什么对逻辑感兴趣。金先生回答说：“好玩。”把从事一门学科的研究看做“玩”，可见他是抛弃了一切功利的念头，纯粹是为学术而学术。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这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篇处说的话。求知，利用知识来做事情，合情合理，也比较符合中国思想文化。一些知识用处较大，比如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一些知识用处不那么大，比如文史哲，尤其是逻辑。因此，学习这样的知识，就有一个是不是为了做事情的问题。“以往的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名言对我们的影响太大太深。我认为，这话当然有它的道理，但是它只是对哲学的一种理解。对于哲学，其实还有许多理解。我非常赞同马克思的前一句话，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这也是我对哲学的理解。

当年读研究生的时候，同学们常常念叨的一句话是：“我们这代人是铺路石。”因为我们都明白，经过十年文革，我们耽误了许多时间，我们的知识结构是有缺陷的，我们的学术水平是落后的。如今三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些人大多已有所成就，身居要职，在高校和研究所的，也都是大教授了。我看到，不少同学早已把这句话抛到九霄云外，说话做事，俨然是高高在上的气派。不过，我没有忘记这句话。我清楚我们这代人在历史上的位置。如果说当年说这话有一种对自身的认识和鞭策，那么今天则是明确的选择和心态。我从社科院来到清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想面向学生，为他们成就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