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八卦，学者的八卦应该称为掌故才较为恭敬。最近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三联书店的《听杨绛谈往事》（吴学昭著，三联书店2008年10月第一版），就凭第一版开机就印15万册的架势，确实有理由读一读。不过，朋友一说起此书，总是对其中费孝通先生的掌故有特别浓厚的兴趣。毕竟不是《管锥编》，关心这些家长里短的琐事，总是人之常情。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出版之后，大家翘首期盼《上班记》，等来的却是修订版的《上学记》，何先生在修订版的序中仍坚持自己对冯友兰的意见和看法，让人对《上班记》的期待更是心痒难搔，想看点掌故真是不容易啊。
同样是掌故，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典型文坛》（2008年8月第一版）却很难让人有八卦式的轻松，作者李洁非选取了十二位著名文人（勒口上写着十一，我数来数去还是十二）来研究当代文学史，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姚文元”一章，作者独辟蹊径，从文本出发，把姚文元1964年出版的文集《文艺思想论集》细细研读，分析导致姚登龙发迹的棍子文风，在作者看来，由姚蓬子之子来批判周扬、冯雪峰、丁玲等父辈文人，比任何别的批判者更能批出轮回感、沧桑感、喜剧感、荒谬感。
在特殊的年代里，荒谬的事层出不穷，中信出版社的《亲历历史》（张贤亮、杨宪益等著，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收集了《收获》杂志刊发的一系列回忆“文革”的专栏文章。尽管回忆“文革”的文章、著作时有出版，但每次读起来，震撼的感受都保持着同样的强度。没有那段经历的八W后、九W后也许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很难想象，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可以随意以革命的名义践踏他人的自由、尊严乃至生命，尽管这一切在当时是合法的，但是却没有多少人会怀疑。
海峡那边最近也有一部回顾历史的三卷本新书《追求卓越：中研院八十年》出版，书中提到：
祖国大陆的中国科学院的正式职工人数，2004年为43,000多人，社会科学院目前仅有4,200位工作人员，合计约为全国总人口的二万五千分之一；台湾的人口仅2,300万，“中研院”若维持相同的规模，正式职工应该只有1,000人左右，而目前实际编制人员则是1,245人。从比例上来说，“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看起来虽然稍多，但仍不足以涵盖祖国大陆两个科学院的全部学术领域。尽管如此，“中研院”的总体表现，仍有令两个科学院不得不自叹弗如的地方。
这个看法不无自得之意，我们也许有很多理由对此不屑。不过，内地最近几年陆续引进出版了1949年后赴台的学者如严耕望、王叔岷等人的著作，严、王等前辈学人在专心治学的时候，留在内地的同辈学人在做什么呢？又能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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