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位教育家》，智效民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28.00元
智效民先生与山西的一批学者长期关注20世纪上半叶的知识分子问题。由于此类知识分子多栖身教育机构，所
书中所说的六位教育家，分别为傅斯年、潘光旦、陶行知、叶圣陶、陈鹤琴和舒新城。在教育学研究者看来，这六人除陶行知、陈鹤琴外，余者能否称为教育家可能会有所争议。因为其他四人都未以教育家身份进入教育史学教科书。在学术界，傅斯年被视为史学家，潘光旦被誉为社会学家、优生学家和民族学家，叶圣陶多以文学家面目出现，舒新城则更像一位教育史料编辑者和热心推广新教学法的教师。现在智先生将这些不同学科和领域的知识人统称为教育家，显示出其异于一般学术体制内学者的见识。
在该书作者看来，教育家与一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不同，他们不仅要有投身于教育事业的赤子之心，还要对教育有深刻的思考，要把教育当作国家前途、人类命运的大事。在这方面，作者的写作无疑是成功的。通观全书，这六位教育家形象赫然纸上：指责教育崩溃的傅斯年呼吁教育改革、反对尊孔读经，最终将生命献给了台大；倡导通才教育的潘光旦毕生追求自由，他强调教师精神上要宁静，学生要自治，反对把宣传和训练当成教育；本可以做大学教授的陶行知，“脱去西装革履，穿起布衣草鞋”与农民打成一片，实践他的生活教育理想；仅有中学学历的叶圣陶一生关心教育，他反对为考试而教育，他把学生看做“种子”，认为教育就是为学生提供“充分的适合条件”；以“活教育”思想闻名的陈鹤琴专事幼儿教育研究，在观察、记录基础上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儿童教育著作，并开创了中国幼儿实验教育之先河；舒新城有感于班级授课制的弊端，第一个在中国试验、推广道尔顿制，并在教育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更为重要的是，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见证人，这些学者都将国家、社会、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淡泊名利，上下求索，体现了殷殷赤子之心。
有人曾在一篇介绍智效民的文章中写道：“研究知识界的前辈，实际上也是为了反省自身。看到周围太多不如人意的现象，不免要思考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研究历史，研究前辈知识分子的命运，得到现实的启示。”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通过历史反思现实，这正是该书的立意所在。因此，书中借“古”讽今、有感而发之处比比皆是。相信在阅读过程中读者跟随作者跨越历史、反思现实，必有所得。当然，有时议论未必皆中肯綮，因为世易时移，往日风物已被雨打风吹去，凭吊尚可，还原则难矣。先生之观点，“或有时而可商”，然而书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乃是激励中国学人以天下为己任，不断追求卓越的不竭动力。这或者正是该书的最大价值所在。
作为有着教育学知识背景的人，笔者拜读该书不免感叹良多。教育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的地位颇为尴尬。《围城》中钱锺书先生曾经对大学教育系有过一番经典调侃（谓“教育系学生没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陈寅恪先生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也曾经批评教育学者“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然而，中国教育史却是与一系列的大师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哲学家都是一定意义上的教育家（张岱年先生语）。以近代教育史观之，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莫不与教育联姻。就连王国维也因为第一个译介了日本的教育学著作而载入了教育学术史（王译日本立花铣三郎的《教育学》1901年在《教育世界》连载）。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教育学作为次等学科的地位。
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专事教育史学研究的学者，受到学科专业（或曰学术共同体的规范）的限制，所见多为教育一隅，往往忽略了历史本身的丰富性，而今陈平原、智效民等诸先生从文化思想史的视角出发对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制度、教育精神进行反思，足以启发我们从另一路径治教育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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