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位年已耄耋，学富五车，被誉为“玄奘第二”的大学者，却甘当人梯，为年轻人打工。如此之精神境界，今日，又几人有之？
1980年夏，我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徐梵澄先生翻译的《五十奥义书》列入出版计划，当时徐先生回国不久。该书探讨的是精神哲
有些人觉得徐先生性格孤高，不好交往。我以为，这是对徐先生了解不够使然。其实，先生不仅严于律己，而且对做事尤为认真。清楚了这一点，和先生交往起来就容易多了。他不仅不刻板，甚至还很幽默。我是“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中学生，当时不要说古代印度的经典，就是一般的哲学知识也很欠缺。但徐先生对我仍很尊重，来信均称“女史”，或戏称“大妹”，并耐心地与我探讨文字安排、版面设计等事宜。这样，我的编辑工作，也就成为学习的过程。从徐先生那里，我不仅学到了丰富的古代印度文化知识，而且学到了他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
徐先生翻译奥义书，用的是雅言。他认为，梵文是古代印度的雅言，只有使用相应的中国古代文言，才能准确地传达其神韵，展示其深刻的蕴藉和哲理。原书有韵文，有散文，先生尊重原书的形式，译文也是有散有韵，且反复斟酌，用词既不违背原意，读起来又朗朗上口。奥义书之名来源于梵文音译，原没有“深奥”的意思，但由于成书久远，习俗不同，该书对中国读者来说，仍较为深奥难懂。徐先生在翻译时，尽量使用中国人熟悉的语汇，并广泛参考德、英文等多种译本，做了大量注释。注文使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概念，如道家的“无”、“象”、“大道”等，进行比较，以便于读者理解。
先生的译稿，大部分写在二三寸宽、五六寸长的纸条上，有的甚至只有一寸宽。每张纸条写有一二节译文及注释。这是先生在印度养成的工作习惯，为了方便“手民”（排字工人）的操作。译文、注释，均用工整的楷体誊抄，清清楚楚，并仔细地编好序号，万余张纸条，片页不紊。二十多年前的中国印刷业，还没有电子排版，要靠工人一个一个地拣出铅字然后排版；拉丁转写的梵文，上下标很多，都要单独刻字。排版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校对亦很繁难。每出一次校样，徐先生都不惮其繁，亲自看校样，绝不疏忽。书中有一大圆轮，最早是先生手绘的；书的版式，也是先生亲自设计，并标明字体、字号、空格等等，既考虑到美观大方，也不忘方便读者。1996年重版时，先生提出做索引。这个索引也是先生亲自写出条目，一一核对页码，标在校样上。凡事自己动手，不假他人，这样的作者，在今天是不多的。
徐先生精通梵、拉丁、德、英、法、希腊等八种语言，对诸多学科都有深入的研究。他早年追随鲁迅先生，从事进步文化事业；后来为实现鲁迅先生的遗愿，到印度钻研梵典。有着丰富人生经历的先生，却很低调，不事张扬，不计名利，默默地耕耘自己的一方事业。先生于1992年10月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不佞于再版《五十书》初[殊]无成见。但从来不肯于任何学术有所张皇（一般‘自然科学’除外），更无论大事宣传。然以谓倘于读者有益，亦当为之。其余考虑皆在其次。要之，其不肯以此谋私人之利可知也。”这是对我要做媒体宣传的答复。
徐先生非常讲究工作时间和工作效率。《五十奥义书》洋洋八十余万言，先生每次都是两三个星期就将认真看好的校样退我。先生除了自己的研究和翻译工作外，还义务地为《世界宗教研究》和《世界宗教文化》翻译、校对文稿。由于常常要涉及多种文字，因此占用了他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有一次我去拜访徐先生，他正在修改一篇论文的英译稿，要我略等，并告我必须在某日交编辑部。我对他说，所里的工作就交给别人做吧，有那么多年轻人呢；且年纪大了，不能太累。先生则表示自己身体很好，并不觉累，所里信任，交给工作，就要做好。我当时心中十分感慨，这样一位年已耄耋，学富五车，被誉为“玄奘第二”的大学者，却甘当人梯，为年轻人打工，不仅毫无怨言，而且乐此不疲。如此之精神境界，今日，又几人有之？
先生独居，却并不与世隔绝，“隐而不逸”。他一生驰骋于三大文化体系之间，疏解并会通其精神源头，我以为，他实在是一位康德意义上的“世界公民”。1996年本书重印时，先生嘱我拟一再版前言。这既是对我的信任，同时也是一次考试。我在前言中写了这样一句：《奥义书》是东方文化的宝贵遗产（大意）。先生看后对我说：“我一贯反对将文化分成东方、西方，都是世界的，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奥义书》是世界文化的瑰宝。”便提笔将这句话改为：“凡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不必再分国内、国外，东方、西方，都应加以借鉴、吸收，为我所用。”先生还说：“我不同意那种21世纪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之世纪的说法。我倒是赞成毛主席的那句话，中国不称霸，不争做老大。”
关于本书的问世，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一直关注《五十奥义书》的出版，关心徐先生的工作和生活。1981年，我社打了一个报告，向院领导汇报《五十奥义书》的出版进度以及遇到的问题。梅益同志批示：“这部书比较深奥，对他的译文，如认为不妥不佳，最好和他商量，不要自行修改”；工厂的情况“要同徐老先生说清楚”；要在院内通讯上摘登译文，进行宣传、介绍。宦乡同志签字表示“同意”。于光远同志批示：“同意梅益同志所说意见。系梵澄同志的作品，译文应全由他决定。要尊重本人意见，以快出为主。”梅益同志所说的“不妥不佳”语，系指那位助手所提出的个人看法，即译文应改为白话文一事。在院领导的关怀下，中译本《五十奥义书》终于在1984年面世，又在1996年重版。
2000年春天，我在外地突然得到徐先生仙逝的消息，未能赶回北京为他老人家送行，实乃一大憾事。我自1980年起为《五十奥义书》的出版经常跑徐先生家，时间已经过去了20多年，第二版的编辑出版距今也10年了，但很多事情仍记忆犹新，撰此小文，以志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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