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剩勇：
从市场的角度看，温州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发展最快、市场发育最早的地区之一，民营经济的充分发展不但培育了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平等的互惠契约关系、自由独立的个性意识，而且重新界定了产权关系和社会资源以及个人财产的占有和分配关系，为市场主体自主合作成立行业组织提供了条件。因此，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兴起与温州经济发展的自身特点密不可分。温州的产业发展具有企业集群、产业集聚的特性，形成了众多的“一乡一品”，“一县一业”的区域特色产业现象。产业集群中大多数企业虽然单体规模不大,但都有几千家甚至上万家同类企业集聚在一起,形成较大的总量规模和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形成一个个“块状经济”。但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尚未真正建立的情况下，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集聚发展也容易造成相互模仿、随意降价、假冒伪劣等恶性竞争现象，使整个行业的发展都陷入困境。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温州鞋”、柳市伪劣低压电气、苍南的商标等假冒伪劣产品的盛行，就是典型的例子。基于这样一种局面，温州一些有先见之明的企业家，从90年代初开始自发地建立行业性组织，以规范同行竞争，防范和打击各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尝试构建一个公平合理、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新秩序。
温州商会的产生也与政府的作用密不可分。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同时，温州市适时地开始了政府职能转变，早在1986年，市政府就在第二轮机构改革中撤销了大部分的专业主管局，并改组为相应的总公司，从而为商会等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在民间商会兴起之初，在高层对行业协会的政策还不明朗的情况下，温州市政府对这一民间组织的态度是默许、观察、不干涉。在当地党委和政府首肯和支持下，温州市工商联从1988年开始，就把发展同业公会作为自身的中心工作，参与引导和推动一批商会的组建活动，进而使之不断发展、规范和提高。随着商会和行业协会功能的不断显现，地方政府支持、鼓励和引导的力度越来越大，使温州商会从性质、原则、职能、组织机构、经费、管理和监督等方面逐步纳入了规范化的轨道。截至2006年底，温州市共有各种商会（协会）444家，其中市本级商会（协会）131家。
此外，温州商会得以形成、演化和扩展也有区域文化传统的因素。商会实质上是一种合作机制,其生成过程是企业之间合作激励的演进；其职能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从而共享合作收益。但在法制不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下，温州特殊主义的信任文化，即建立在亲缘或地缘式的个人关系上的、凭借血缘共同体的家族优势和宗族纽带而形成和维续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特殊信任模式，为商会的发展提供了合作激励。
马斌：当前国内行业协会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是与自主性不足相比，在人、财、物等各方面对政府的依赖较大，成为“二政府”，作为体制外生成的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其自治性如何，其功能和作用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剩勇：浙江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是由民营企业家自发自愿组建、以行业自律和自主治理为特征的民间自治组织。吴敬琏先生曾指出，温州商会是“真正的民间商会”。根据我们课题组的调查，在这些组织内部，商会的领导人90％以上都是由民营企业家们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的。除了个别商会有数额不大的政府资助之外，会员企业自愿缴纳的会费、理事单位的自愿捐助和章程规定的服务性收费等方式成为几乎所有商会运作的资金来源。同时，为了保证组织决策的民主性、代表性，民间商会不断完善和健全组织结构和治理机制，并在长期的市场活动中发展出了一套基于群体自愿遵守的制度规范和纠纷化解机制，使之成为行业规范和纠纷化解的重要一极。调查显示，75％的行业组织建立了行规行约，98.4％的行业组织建立了财务管理制度。
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功能和作用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①规范市场行为、防范企业间的不正当竞争，消除市场的无序和混乱，建立一个公平合法、有序竞争的市场秩序。各民间商会积极参与市场秩序的整顿，加强行业自律。如温州烟具行业自成立后维权近千起，有效地打击仿冒，保护了创新企业的正当权益。这一做法受到国家专利总局的高度评价，被誉为“对《专利法》的有益补充”。②应对国际贸易争端，拓展国际市场。近年来,随着温州对外贸易的迅猛增长,外贸出口额从加入世贸组织时的20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07年的100多亿美元，反倾销等各类国际贸易争端不断增多,先后有眼镜、打火机、鞋类、水产品、低压电器等20多种产品遭遇国际贸易壁垒。温州的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以行业代言人的身份走出国门,主动应对国际贸易纠纷,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如2001年以来，温州打火机先后遭遇欧盟的CR法案和反倾销，烟具商会积极应对，使欧盟终止反倾销调查，在CR法案上也做出一定的让步。③致力于同行业企业之间的合作，推动行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实现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共同利益。许多民间商会发挥集体的力量，规划产业发展，克服产业结构“低、小、散”的问题；倡导行业打造品牌产品，积极申请国家品牌和参加全国性的行业评比。④利益代表利益聚合和利益表达的组织或机制，以便于该阶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的聚合和表达，争取和实现行业利益和阶层利益的最大化。可以说，对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而言，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助推力量。
马斌：当前，制约温州民间商会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在中国体制环境下，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是什么，它们应当如何定位并处理好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陈剩勇：温州的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发展在国内领先一步，但与发达国家的商会组织比起来，温州商会显然是不成熟的，它能否发展完善并走向成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会发展的制度环境。从当前看，温州商会的发展面临着法律地位不明、管理权限缺乏、社会信用制度不健全、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等体制性问题。在法治环境、社团管理体制、政府职能、市场经济体制等宏观制度未能实现根本性改善的情况下，包括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在内的社会组织要成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组织，其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根据我们多年的追踪观察，温州行业协会在经历了十多年欣欣向荣的发展期后，实际上已经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
目前，从地方政府官员到行业协会负责人普遍都将行业组织的定位为政府“助手”的角色。我认为，对行业组织的“助手”定位，实际上是沿袭“全能型”政府固有的思维定势。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实行民主宪政的现代社会，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应该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的平等关系，三者各司其职，互不隶属。如果把民间商会、行业协会定位为“助手”，很容易使行业组织沦为政府的附庸，阻碍社会自主治理从发育走向成熟。因此，国家应当尽快制订并出台一部《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法》，为民间商会的发展提供法律依据，从制度层面合理规范政府与民间商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治理边界，将商会组织纳入到制度化的治理体系之中；在社会公共事物领域开展多种契约性、制度性的合作治理，在一种持续信任、互动的过程中达成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这样一部法律的出台，也将有助于清除官商结合、权力寻租的土壤，避免和防止公权力和私人资本在市场机制下的同流合污。与此同时，政府要进一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依法行政，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快资源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消除政府对重要资源要素的行政性垄断，使政府职能真正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上来。
马斌：温州商会的兴起已经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目前，理论界对温州商会研究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陈剩勇：理论界对温州商会的研究可以说是“温州模式”研究领域的新拓展。上世纪80年以来，伴随着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温州模式”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门。但无论将“温州模式”作为区域发展模式还是视为经济制度变迁模式，已有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运用经济学方法对温州民营经济的研究，持久的研究热潮也越来越显示出既有的经济学视角和经济现象研究的限度。因为温州的发展并不能够仅仅归因于民营经济的勃兴，而更应该视为社会转型期的秩序变革。通过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实证和理论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温州模式研究的领域，预示着温州模式的研究逐步从经济模式向政治社会模式转变。
国内理论界对温州商会的研究应该是始于本世纪初，尽管时间并不算长，但取得的成绩十分可喜，涌现了不少有代表性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研究的视角从最初的经济学逐步向政治学、社会学领域拓展。浙江省内政治学界对温州商会的研究可以说是代表了国内这一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代表性的成果有《组织化、自主治理与民主――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研究》（陈剩勇等，2004）、《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基于浙江省温州市的研究》（郁建兴等，2006）等。这些成果运用国家与社会、公民社会理论、治理理论等研究范式对温州商会的性质、治理模式、合法性问题、民主价值以及对于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意义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伴随着公民社会研究在国内的兴起，温州商会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经典范例。国际上，美国芝加哥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日本筑波大学等，有一批学者开展对温州商会的专题研究，在2006年杭州举办的“非政府部门与中国地方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研究会上，与会的国外学者对温州商会给予了高度关注，成为会议上讨论的一个热点议题。可以预见，今后在温州商会研究领域将吸引更多学者的目光。
马斌：最近几年，尤其是今年上半年由于国内外宏观环境的变化，温州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甚至有媒体报道，上半年温州20%的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可以说，当前，温州经济已经到了一个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您认为，温州经济的转型升级将对商会和行业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商会又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助推温州经济的转型升级？
陈剩勇：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产生和发展是依托于其特定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的，当前，在新的发展阶段和环境下，温州传统产业优势的逐步弱化和新兴产业的加快成长必将动摇行业组织的产业基础，这对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的发展确实是一大挑战。但是，挑战同时也意味着发展提升的一次难得机遇。
温州的产业集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存在着对人格化交易方式的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影响了温州经济的对外开放，导致温州制造业的“代际锁定”，并引发温州民间资本的大量外流，造成温州区域内出现“产业空洞化”倾向,严重影响温州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及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有鉴于此,近年来，温州政府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依托沿海区位优势，积极发展临港重化工业，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各种措施促使传统块状经济向更具开放性、国际性的产业集群转型。这种转型使得企业之间的建立在关系性契约基础上的分工协作向市场化、制度化的分工协作转变。面对经济社会转型的新形势，在既有的关系性契约资源逐渐消解的情况下，温州的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如何不断提升其组织功能，依托其服务水平和公信力，促进企业之间的制度化合作，从而增强产业集群的竞争力？这是温州民间商会组织自身能否进一步发展和提升的关键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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