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向来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然而近30年来，却只有两位真正意义上的法国本土作家荣膺此冠。在我
随着一年一度诺奖的颁出，勒克莱齐奥这个名字旋风一般席卷素有诺贝尔奖情结的中国读书界。不到半个月时间内加印、重印或再版，动作快得极具中国特色。但与勒克莱齐奥的成名作《诉讼笔录》几乎同一天再版的，正是快被忘却了的克劳德・西蒙两部代表作《弗兰德公路》和《农事诗》。很难否认，许多好书的降生有赖于运作策划，但或凭着水到渠成，抑或靠眼光和运气，冥冥中来的缘分也是让人欣喜的一件事。
显然，《弗兰德公路》是本挑战读者的小说，却也是20世纪小说史上绕不过的作品。它的阅读难度，天生决定了不容易拥有广泛的读者群。正如现代艺术大多拒绝迎合大众口味，专注于自身的形式探索，西蒙对小说艺术的诸种探索，有着诸多可圈可点之处，自然逃不过文学史家们的眼睛。
克劳德・西蒙早年经历丰富，曾亲身参与战争，多次死里逃生，从事写作后颇为低调，深居简出，极少发表言论。从《弗兰德公路》中不难看出，印象和感受是西蒙精神世界中的主角，少数的判断和评论，则常常以粗拙的形式呈现。全局视角的战争在西蒙眼里难有正义非正义之分。在《弗兰德公路》中，他将自己对战争的印象和感受，组成一幅让人眼花缭乱的立体主义拼贴画。
小说情节不复杂，却隐晦模糊；人物寥寥，但由于叙述口吻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肆意转换，光是弄清楚每句话是谁说的就要费读者一番思量。西蒙在增强场景画面感和传达人物内心体验方面挥洒笔墨，却似乎并不认为有必要对自己肆意蔓延的想象力进行任何克制，所以行文多用括号。大段类似于意识流的文字，有时简直像一份自由联想答卷。时间和因果的霸权地位在这部小说里一落千丈，取而代之的是精神世界各种姿态的心血来潮。
巴黎《快报》记者就该书问西蒙：“您感到您的这本小说像快镜摄影吗？”西蒙答道：“完全是这样。全部事物一起涌现我的脑海中，一阵阵地涌现。问题在于怎样把它们组织起来。”可以想象，西蒙是在努力想办法将自己树杈一样的思维线索纳入单线程的文句中，同时不忘随时给某片迷人的树叶来一个特写镜头。
但读者依据这些一个挨着一个的字，恐怕很难构造出一个与西蒙脑子的树接近的结构。西蒙曾说：“凡・高和毕加索是否曾思忖过普通人能够毫无困难地鉴赏他们的画？我认为一个作家无须向自己提出这类问题。要是我们力图使自己适合一般读者的理解力，那就完蛋了！”话虽如此，《弗兰德公路》的叙述还是让人望而却步，宁可承认自己只是“一般读者”。倒是那些充满诗意和才气的特写镜头，能在读者脑子里留下痕迹。笔者观立体主义画作时，也常常会有类似的想法：把这一块和那一块的位置调换一下，可以吗？至少那些啧啧称赞的评论家们，能察觉到吗？
不管受存在主义前辈的影响还是个人经历的烙印，西蒙在意义问题上给出的一个“否”字大得有些让人生疑。在诺贝尔授奖演说词中，西蒙引用罗兰・巴特的话说明自己的看法：“要是世界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毫无意义可言――除了世界本身的存在。”西蒙字面上的无意义，并不意味着之后就可以如获赦令，去做自己愿意的事，反倒是历尽沧桑的老者式的叹息。西蒙说这话时，脑子里多半不是哲学意义上“世界本身的存在”，而是自己一生中遇到的那些表面上意义重大、实则荒谬无聊的事。战争就是如此。
《弗兰德公路》虽然没有明显的线索、连贯的故事情节、清晰的观点，却浸透了阴冷、厌倦、无可奈何的气氛。骑兵一路溃败，连战线都找不到。逃亡路上唯一有望抗衡的敌手就是自己的生理需求。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日子，只好靠传播流言蜚语和对女人的幻想来打发。骑兵军官的私事成为最耐嚼的骨头：年轻美貌的妻子与驯马师关系暧昧，身为贵族的骑兵军官或许正是到战场上来了结自己的生命（“战争为他提供了机会，得以体面地实现”），这才会在听到枪声时以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的本能拔刀相向。西蒙用否定式描述了心目中世界的存在。《弗兰德公路》在这“无意义”的平台上至少负载了两重意义：反战、反传统战争小说。该书同《战争与和平》之类经典的强烈对照，从内容上强调了其现代艺术的色彩。想到毕加索的名作《厄尔尼卡》，忍不住想，或许立体主义和20世纪的战争，果然存在某种气质上的契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