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国内的读者对席勒的戏剧并不陌生。早在1903年，席勒就已进入中国公众的视野，他的《威廉・退尔》曾给抗战中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随后，不断有席勒的诗歌、戏剧、理论文章及理论著作翻译出版。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张玉书教授选编的一套6卷本的《席勒文集》，比较集中地为读者提供了欣赏席勒作品的文本，编者为每卷都写有非常详细的前言，对作品的背景、内容等作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叶隽博士的专著出版于2007年，展现了国内席勒研究的新成果。可以说，《席勒文集》和叶隽博士的专著的出版，表示近年来国内的席勒研究呈现出喜人的成果。两相对照着读，可以体会叶隽博士在后记中所说的“读古典而出新意”、“力近前贤、试发新声”的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
比如，《强盗》以卡尔自首为终的结局，通常被认为是此剧的败笔，因为卡尔当强盗可以看作反抗社会和国家的一种形式，可他最后自首，就意味着向他反抗的暴君低头。然而，叶隽博士从卡尔的“向法之路”却看出了秩序、法律的必要性，并进而深刻地揭示出此剧所隐含的个体的自由诉求与国家之间的张力，可见著者的眼光之敏锐。再比如，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此剧常被认为以一个爱情悲剧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制度。然而，在此书中，叶隽博士以独立的一章，将研究的视角转向此爱情悲剧背后的市民社会。著者在对时代精神的敏锐把握上，认为与传统的以实用为规则的婚姻观、价值观不同，此剧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代表着市民社会的价值观，标志着市民社会的成型，“以爱情为线索，凸显其时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变化，确实很能反映单一事件背后的时代风云与宏观背景。”（241页）著者视野广阔，融时代精神、文本分析、现代性理论为一体，分析了席勒在这部悲剧背后提出的市民社会的理想以及建构市民社会的努力，不仅如此，我们从著者的探讨中，不能不体会到著者深重的现实关怀。在叶隽博士的这部著作中，诸如此类的独到见解和精彩论述不胜枚举，有心的读者读后，自会深有感触。
综观席勒的创作，基本上是以历史剧为主，如13世纪瑞士人民反抗奥地利专制暴政的起义（《威廉・退尔》），14―15世纪的英法百年战争（《奥尔良的姑娘》），16世纪的英格兰苏格兰女王之争（《玛利亚・斯图亚特》），16世纪的西班牙宫廷秘史（《唐・卡洛斯》），17世纪德国的三十年战争（《华伦斯坦》三部曲），等等，那么，历史事实与诗意创造之间的限度和张力如何把握，却是关系到人物塑造、作品成功的关键所在。叶隽博士提出了席勒戏剧的“史诗气象”概念，他这样界定：具有文体庄重、思想犀利、意义深远等特点，既有文学的诗性优雅，亦见历史的宏大浩瀚，更有创造者自身融会史识、文才与哲思为一炉的“创造性阐发”（341页）。史即历史的宏大浩瀚，诗即文学的诗性优雅，既为“史诗”，其基本定位仍在诗。但此“史诗”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史诗”，不是叙事性很强的、规模宏大的历史史诗，而是“运诗于史”，即将艺术家的创造性运用于对历史的深刻认知，把握超越历史但又内在于历史的“真实”，这也就是他在专著中对“表现真实”和“真实的表现”的精彩剖析：“事实上，‘表现真实’，只是匠人之功，只要善于摹仿，就不难做到；但真正难以做到的，是‘真实的表现’，因为这不仅要求诗人具备匠人的技巧和用功，还需要天才的想象和创造，即不是‘亦步亦趋’地摹绘真实，而是在深入底里的精密探究基础上，把握真实的神髓所在，艺术性地再现真实。”（317页）
如席勒在《玛利亚・斯图亚特》中违背历史史实，自创出两个女王相会的一幕，在两人的针锋相对中，人性完整呈现，两位女王还原为真实的女人。但席勒如此的创造并不仅仅应合了后来的历史研究对这两个女王的认识――摧毁童贞女王伊丽莎白的偶像地位，减轻玛利亚的罪过――而是具有更深的洞察力。伊丽莎白为英伦女王，玛利亚是被剥夺了王冠的苏格兰女王，虽然女王相会的一幕“充分将国家机器对人性的影响在暂时的那瞬间得到最大限度的排除”（271页），但同时又从反面更强烈地暗示了国家机器对人性的影响，所以，叶隽博士通过对席勒的创造性真实的分析，不仅展示了玛利亚女王的“美人风仪”，而且揭示了现代国家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巨大矛盾和冲突，他对专著中解读此剧的一节，设置的标题就是“奈何生在帝王家？”
如果说，历史学、历史哲学、政治与戏剧的关系，以及历史话语与诗学话语的关系历来是席勒研究的主要领域，叶隽博士提出的“史诗气象”也在这一范围之内，那么，此专著的独特之处，却是将席勒的主要戏剧作品纳入到一个整体去把握，独发新意，此独特之思就是揭示了席勒在历史与诗学的张力中的“创造性阐发”，也就是书名中所说的“自由彷徨”，即席勒的艺术家之思，诗人之思。席勒戏剧的主人公多为英雄或高贵的女性（女王、国王的女儿），一方面体现了他寄希望于可能开天辟地的英雄人物的思路，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更集中、更鲜明地体现了现代国家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巨大矛盾与冲突。当席勒在个体自由与现代国家的巨大张力中思考自由问题时，自由问题的背后就更凸显为“反抗现代性”。
席勒以古希腊人为典范，因为他们天性完整，而“近代，由于文明的发展和国家变成强制的国家，人只能发展他身上的某一种力，从而破坏了他的天性的和谐状态，成为与整体没有多大关系的、残缺不全的、孤零零的碎片。这种片面的发展，对文明的发展，对人类的进步是绝对必要的，但个人却为了这种世界的目的而牺牲了自己，失去了他的性格的完整性。因此，近代人要做的，就是通过更高的艺术即审美教育来恢复他们天性中的这种完整性。”正如叶隽博士在此段引文的注释中所言，“此处近代即可理解为‘现代’”（259页），所以，“自由彷徨”不仅仅属于席勒一个人，也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大艺术家苦苦思索的问题，它同时也是具有思想史意义的重大问题。
20世纪，延续歌德、席勒等人对古希腊的推崇，诗人格奥尔格再次举起希腊的大旗“希腊我们永远的爱”：“一道希腊之光落到我们身上，我们的年轻人现在开始不再卑微地，而是热情地看待生活，他们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追求美；他们摆脱了对大众的肤浅教育和庸俗幸福的热衷，也摆脱了过去那种奴仆似的野蛮，他们逃避周围人那可恶的循规蹈矩和忧心忡忡，将自由而美丽地生活，最后他们将广义地理解自己的民族，而不是狭义地理解为种族，在世纪之交，德国人的天性将在他们身上发生巨变。”诗人格奥尔格对提出审美教育的席勒非常赞赏，他的这段话也让人看出在一定意义上是延续了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但诗人一生的创作中若隐若现的“忧郁”是否也是一种“彷徨”呢？也许，自由如乌托邦，不是目标，而是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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